桑蠶種養仍以浙江最盛，其他如江蘇、廣東、福建、陝西、貴州、湖廣、四川、江西、雲南，蠶桑的生產規模都比較大。當時，麻的生產也相當普遍，廣東、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福建等省都有大麵積的種植。清代，煙葉的種植已推廣到全國各地，福建“煙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此外，茶葉、林果和蔬菜等業也都有了很大發展。3?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絲織業的發展，首推江寧、蘇州、杭州、廣州等地。雖然清朝政府在江寧、蘇、杭設有絲造衙門，但這些地方的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的。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發展到3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其精密細致，為海內所取資”。蘇州“在東城，比戶皆織，不啻萬家”。廣州所產紗緞，號稱“甲於天下”，“金陵、蘇、杭皆不及”。其他如嘉興的濮院鎮、湖州也有繁盛的絲織業。棉紡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日益發展，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棉紡織品在江南的一些地方頗受重視，“蘇、鬆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當時棉布的生產，無論數量和品種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鬆江的“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江陰棉布也運銷外地。無錫、金匱出布特盛，棉布之利，為他邑所莫及。嘉定、太倉、鎮洋、寶山也以紡織為業，小民終歲勤勞，生計全賴於棉。浙江平湖、桐鄉、烏程、仁和，多產棉布。
廣東潮陽“棉布鄉閭所出極多”。就品種而言，以鬆江的布為例，就有扣布、稀布、飛花、斜紋布、梭布、藥斑布、紫花布等產品。麻紡織品在紡織業中雖不如絲、棉製品，但與前代相比也有相當發展。麻布以廣東為主，潮陽“各鄉婦女勤織，其細者價格倍紗羅”。鶴山、新會的麻布，雷州、博羅、潮陽的葛布，高要、長樂的蕉布，都很有名。江西的撫州、建昌、寧都、廣信、贛州、南安、袁州，四川的榮昌等地，產量也很高。陶瓷業仍以景德鎮為首。這裏不說官窯，單民窯即“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除景德鎮外，新興的陶業基地還有廣東佛山石灣。到18世紀末，“石灣六、七千戶，業陶者十居五、六”。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的陶瓷品產地共有40餘處，遍布於直隸、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廣東等省。其中，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彩色鮮豔，精美異常。采礦業也有了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河南、山西、山東的鐵礦，開采規模都很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300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采礦業的技術進步更為顯著，由用鐵錘敲擊改為燒爆。《菽園雜記》記載：“舊取礦攜尖鐵及鐵……今不用尖，惟燒爆
得礦”。這就大大提高了產量。乾隆5年（1740年）至嘉慶16年（1811年），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1400多萬斤。據《皇朝經世文編》記載，雍正時，煤山、木山的鐵礦開采量也比較大，到乾、嘉時，川、陝、鄂三省的鐵礦產量也有所增加。煉鐵業以廣東佛山為最盛，這裏有“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在冶鐵技術上，把冶煉用的簡單木風煽改成活塞式的木風箱，冶鐵用的燃料也由煤發展到焦炭。鼓風設備的改進，焦炭的使用，使鐵的產量和質量都大大提高了。鹽業，曆來是我國傳統的手工業生產，到了清代，鹽的生產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沿海有兩淮、長蘆等海鹽，四川有井鹽，北方有池鹽，生產規模都很大。“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大鹽場“每廠之人以數十萬計”，沿邊之大寧、開縣等廠，“眾也以萬計”。製糖業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產蔗糖“約60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津京及江浙各省，外運南極呂宋，東至日本等國，一時形成糖業獨盛的局麵。當時“全台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為甚”。
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製糖業也日益發展起來。釀酒業在直隸、山西、陝西等省都很發達。乾隆年間，黃河流域5省釀酒所用糧食每年至1000多萬石。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清代的交通運輸較之明代有了很大進步。
內河航運方麵，長江、珠江、運河以及各地大小河流構成了龐大的水運網。海運方麵，“粵東之海，東起潮州，西盡廉南，南盡瓊岩，凡分三路，所在均有出海門戶，自海禁既開，帆檣鱗集，瞻星戴鬥”。福建、浙江和台灣的海運比較發達，山東、直隸、奉天與南方各省海運交通也發展起來。沿海各地，南有廣州、汕頭、廈門，中有乍浦、上海，北有天津、牛莊，出海至台灣，都有海運。
陸路交通方麵，以北京為中心，東、西、南、北各有交通幹線，再加上各地大小陸運道路，基本上已構成全國性的陸運網。這就為商品流通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二）資本主義萌芽的緩慢發展
16世紀以來我國就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後經17世紀清兵入關和以後清王朝的摧殘，幾乎被壓抑了一個世紀。之後，又開始複蘇。1?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的發展在絲織業中南京的絲織工場“至道光年間，遂有開五六百張織機者”，每張機按2人計，一個手工工場就擁有工匠千人左右。當然，這種規模巨大的手工工場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擁有數張至數十張織機的中小作坊。蘇州的織機也有三四千張，織工總數不下萬人。工場主是為了賺取利潤，即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而經營的。“蘇州機戶，類多雇人工織，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工匠所得工資多少，是根據每人生產的產品件數、質量和本人技術熟練程度等條件而定的。
在製瓷業中，江西景德鎮，乾、嘉時全鎮從事陶業生產的手工作坊和工場有數千戶，雇傭“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平均每個手工工場主雇傭百十個工人。當時的生產分工是較為細密的，一件陶器從陶煉泥土到製作陶坯，再到送進窯內燒成成品，其間經過若幹道工序和各具專長的操作者。
例如畫者隻畫不染，染者隻染不畫，為的是“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以成其畫一之功”。從規模和分工情況來看，景德鎮的製瓷業已達到了手工工場階段。當時的民窯窯戶就是手工業作坊主或手工工場主，他們雇傭著很多“挾其技能以食其力”的工匠進行生產，“平時曾資其力”靠剝削手工業工人來發財致富。他們對工人的待遇“錙銖計較”，工人老病不能勞動時，就被一腳踢出門外。這種冷酷無情的金錢關係，顯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關係。礦冶業中也出現了使用雇傭勞動的巨大礦場。“富者出資以圖利，貧者賴傭工以度日”，是礦冶業中的普遍現象。雲南銅礦的生產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大廠動輒十數萬人，小廠亦不下數萬，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求生活”。投資經營者都是來自川、湖、江、廣的巨商大賈，“每開一廠，率銀十萬、二十萬兩不等”。采礦勞動者，有的開始“不受月錢”，至得礦時按一定比例分取產品，稱為“親身兄弟”；有的“按月支給工價，去留隨其自便”，名為“招募沙丁”，還有“臨時招募添補”的雇工。這些由招募而來的長期和臨時雇工，人身比較自由，帶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性質。2?商人雇主製的發展
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還表現在包買商直接或間接控製手工業生產的現象比過去有明顯發展。這些包買商通過貸給工本，供給原料和生產工具等方式控製和剝削小生產者。
從康熙至乾、嘉、道期間，在南京、蘇州等地出現了許多由大商人開設的“賬房”，擁有大量資本、原料和織機。如南京的“大賬房李扁擔、陳草包、李東陽、焦洪興者，鹹各四五百張”織機。蘇州的石恒茂、英記、李啟泰等織綢廠，也都是由大賬房直接開設的。“各賬房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處雇匠織造，謂之機戶”。
賬房“散放絲經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就是說，“賬房”擁有大量資本，他們把原料（絲），甚至工具（織機）分給許多小機戶進行生產。各機戶領到原料後，“複將絲發往染房染色，然後收回“再交給絡工絡絲，最後織成綢緞，送歸“賬房”批售，工資由“賬房”發給。“小機戶無甚資本，往往恃賬房為生”。這種“賬房”就是大包買商。他們不僅支配著自己的作坊或工場中的工人的勞動，而且還控製著一部分類似獨立的織工或小作坊主的勞動。在棉紡織業中，更多地表現為包買商控製分散的家庭“織工”。如在烏程南潯地方，包買商人“俟新棉出，以錢貿於東之人，委織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門，較其中幅以時估之，棉與布交易而退”；“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婦女日業於此，且篝燈相從夜作，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計日成匹，旋以易棉，蚩蚩續來不已”。3?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除手工業外，農業中也依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農業商品化比較高的地區，出現了傾向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農和麵向市場的經營地主，長工和短工的數量也大大增加了，在陝南、川北、秦嶺、大巴山區，甚至出現了雇傭數十人乃至成百人經營的木耳場、香簟場。這是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農場。總的說來，鴉片戰爭以前，我國商品經濟雖然有了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萌芽也開始緩慢發展，但水平還很低，發展也很不平衡，仍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為主，並且與手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的產生和發展要落後和緩慢得多。（三）商品流通的發展清代鴉片戰爭以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複和發展，商品流通比明代有了進一步擴大。1?商品供應的增多和商品需求的擴大就商品供應來說，商品來源更加豐富。（1）農民的商品性副業增多。如“上海一縣，民間於秋成之後，家家紡織，賴以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江西“石城以麻為夏布”，“石城固厚莊歲出數十萬匹”。全國各地都有能提供商品的農村副業。（2）城市商品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能為市場提供更多的商品。如杭州，康熙年間，城內孩兒巷、貢院後及萬安橋西一帶，製造錫箔的“不下萬家；三鼓則萬手雷動，遠自京師，抵列郡取給”。（3）農村經濟作物種植麵積的擴大，為市場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如河北保定一帶，每當棉花“秋獲，場圃畢登，野則京抵盈望，戶則葦泊分羅，擘拿如雲，堆光如雪”，“歲恒充羨，輸溉四方”。因此，每當新棉入市“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挈紛如，售錢緡，易鹽米”。（4）資本主義萌芽的地方，由於生產規模擴大，勞動生產率提高，因而能為市場提供更多的商品。如廣東冶煉工場，每天一爐可出鐵3000～6000斤。四川井鹽蒸鍋，每晝夜出鹽300多斤。山東峰縣，“乾隆時，縣當午道，商賈輻車3奏5”，炭窯時有增置。而漕運數千艘，連檣北上，載煤動數百萬石”。（5）經營地主增多，他們專門為交換價值而生產。如常熟譚氏兄弟，雇工鑿池圍耕、養魚、養雞、喂豬、栽果樹、種菜，“皆以千計，凡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而售之”。就商品需求來說，無論是生產資料需求，還是生活資料需求，都日益增加。生產資料需求的增加主要表現為：（1）原有的手工業生產發展了，對原料、材料的需求增加。如江蘇江寧毛織業，必“買毛於陝西”。
江寧本不產絲，但它作為絲織業的中心，織造綢緞需要大量原料，“皆買絲於吳越”。蘇州雖然是絲產地，但絲織業發達，所產絲不能滿足本地需要，連官營織造也得派人“前往浙省之杭、嘉、湖三府，按照市價，公平采買，以供織作”。（2）新興的手工業地區和行業對原材料產生了新的需要。如山西壽陽棉紡織業興起後，“邑之棉花買自欒城”。又如貴州原本無棉紡織業，自乾隆以後，逐漸興起，遵義府所需棉花，“由湖南常德販買”。（3）手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了對生產工具的需求。如各種鑄鑊、鍋釜、鐵絲、鐵釘、農具等鐵器的需要量大增。各省到佛山來采辦鐵器的人很多，因此“流寓叢雜，商賈充塞”。（4）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發展，也使半成品成為原料。如佛山的鑄鐵業發達，使廣東羅定、陽江、陽春、東安、新興等地的鐵銷路大增。又如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棉紗的需求量大增。鬆江婦女就有專門“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複抱紗以出”的。這種情況也存在於麻織業中，如江西石城婦女，“隻以縷麻為績，機布匠織貿市廛。”（5）為了保證商品質量，即使當地有原料，也要從外地購進優質的原料。如南京織布所用的棉紗，“必得崇明、通州所產者，緒裏緊密，綿綿不斷。若孝陵衛反烏江之花，隻可作衣綿，不堪織布”。至於著名的粵紗、粵緞，金陵蘇杭皆不及，必得用吳蠶之絲織造。（6）官辦手工業工場所需原料，除一部分向民間征用外，也有一部分需向市場購買。這也增加了生產資料的需求量。生活資料需求量的增多，主要是因為：（1）城鎮人口增加。康熙55年（1716），“京城人民輻車，就食者多。且太平日久，人口滋生，多至數
倍”。僅糧食一項，除了統治者向各省人民征收“漕糧”以及供應皇室宮廷、貴族所享用的“白糧”外，還需糧商大量運進。僅乾隆42年（1777年），商人張雪如等220多家糧商，“自各處販運麥五十三萬九千餘石”。其他城鎮也因人口增加而使需求量大增。鴉片戰爭時，廣州人口已達100萬，蘇州“郡城之戶，十萬煙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萬”。據統計，乾隆時南京有8萬多戶，人口達四五十萬。佛山、景德鎮、漢口等都是人煙稠密的大鎮。佛山鎮，雍正時已經“綿延十餘裏，煙戶十萬餘”。漢口鎮，乾隆初年，已有“戶口二十餘萬，每日消費米穀，不下數千萬”（2）農村商品生產比明末有所發展，農民的貨幣收入增加。如江蘇嘉定南翔附近農民，“僅種木棉一色，以棉織布，以布易銀”。
當然農民對生活資料的需要主要還是糧食，如河北寶坻縣，“貧民多織粗布以易粟”。（3）地主階級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對市場的依賴也越來越大。如佛山，原來“故家巨族，崇禮讓”，新來的也“類皆謹敦和厚，少蹈滔逸”。工商業發達後，情況大變，“商賈?DC40?集而狙詐生，雇作繁殖而巧偽相競。兼以旅廛逼鬧，遊手朋喧，優船聚以碼頭，酒肆盈於市畔，耳濡目染，易以逆流，遂或失其淳實之素矣”。（4）封建王朝的采辦和軍事采辦大大增加。如棉布一項，清政府每年就向市場購買不下2000萬匹。僅青藍布，康熙34年就采辦了30萬匹。2?地區間商品流通的擴展如前所述，手工業和農業已經形成以不同產品著稱的不同的區域。這種地區分工的發展必然會引起地區間商品流通的擴大。當時行銷範圍廣、銷售量最大的是同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產和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商品，如糧食、絲、棉花、布匹、絲織品、鐵器、副食品、水產品等。糧食的供銷。“福建之米，取給於台灣、浙江；廣東之米，取給於廣西、江西、湖廣；而浙江之米，皆取給於江西、湖廣”。蘇州雖然產米很多，但由於“槽坊酤於市，土蔗釀於家，本地所產耗於酒者大半”，所以“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
棉花和絲的供銷。棉花“產自豫省，而賈販於江南”。浙江嘉興濮院鎮的絲，遠銷京師。雙林鎮的絲，遠供福建、廣東，甚至海外。遵義的柞蠶絲，也“行楚、蜀、滇、閩諸省”。
絲織品的供銷。南京所產的絲綢，“北趨京師，東北並高句驪、遼、沈；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927?淮、泗，道汝、洛”，幾乎行銷全國。南京絲綢當時還是上層社會的時髦貨，諸如晉見皇帝，舉行宴會，接待賓客，以至祭祀祖先等，如不穿寧綢貢緞，別人就會另眼看待。貴州遵義的綢，“土著裨販走都會，十十五五駢壁而立貽，遵綢之名，競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遠繳界絕不鄰之區”。
棉花的供銷。無錫有布碼頭之稱，所產棉布“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四川新津縣“布最多，有販至千裏外者”。江西石城的夏布，“外貿吳、越、燕、亳間”。
鐵器的供銷。佛山的鐵鍋，除“販於吳、越、荊、楚”外，還大量出口。據雍正年間統計，販運佛山鐵鍋的外國船，每隻載有量，“有一百連至二三百連，甚至五百連，一千連者”，“出洋之數，為數甚多”。佛山的鐵線“則無處不需，四方賈客，各輦運而轉鬻之”，因此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山東章丘的鐵器，“散行奉天、直隸、山西、河南、江南數省”副食品、果品，甚至花卉也行銷遠方。如福建的筍，遠銷京師。湖南的渭洞薑，“江漢珍之”。
瀏陽、平江的荸薺，銷至蘇杭。家畜家禽也是如此，如陝南地區“多為養豬，賴遠販以博錙銖”。江蘇高郵、秦州一帶，產鴨及鴨蛋，遠銷江寧和北京。廣東的南海、湖南的衡陽所產的水產品都能供應外地。廣東和福建所產的荔枝、龍眼等果品也遠銷他省。洛中的菊花銷至揚州。漳州和台灣的水仙花銷至廣東。贛州的蘭花、茉莉花銷往淮、江各地。3?城市的發展清代城市的發展與明代差不多，仍然分為三類，但也有所不同。第一類，典型的封建城市。這類城市是封建統治的政治中心和消費中心。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商業繁華，大柵欄是正陽門外的商業中心，西單、東市也“極熱鬧”。城內商鋪之多在全國首屈一指。市場上的商品品種繁多，有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高級消費品，也有與勞動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北京的手工業也比較發達，多半是奢侈品的生產，如玉器、琺琅、雕刻、漆器、珠室、料器的生產等。可見，首都北京的工商業仍然以為封建統治者和剝削階級服務為主。但是，如同北京這樣的消費城市，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已在逐步被改造，出現了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的趨勢。在這方麵南京堪為典型。如前所述，南京是明代洪武時期的首都，係典型的消費城市，明中葉以後，這裏絲織業逐漸興起，到了清代已發展成絲織業空前發達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