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章 商海沉浮(上)(1 / 3)

一、華夏第一商

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炎帝、黃帝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崇奉的先祖,炎帝、黃帝被認為是最早提倡和發展商業交換的人。《易係辭下》:“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即是炎帝,《世本帝係篇》直稱炎帝神農氏。“曰中為市”是傳說中最早的商業活動的描述,它的主持者是炎帝。這說明,我們的遠古祖先同時是商業文化的奠基人,後世將商視為末業,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黃帝治天下,則又把商業活動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易係辭下》說黃帝時“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發明舟楫運輸,馴養牛馬役使,大幅度改變了運輸條件,使大規模的交換成為可能。又傳說黃帝時代為太平盛世,“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廓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市不預賈”是說不幹涉商賈的交易活動,這與後代對商貿橫加幹預的情形形成一鮮明對比。炎、黃二祖真正被說成商業文化的創始人。

這種傳說出自儒家經典《周易》,可知儒家文化起初並不排斥商業活動,孔子、孟子都沒有說過多少貶斥商人的話,相反,儒門還出現了像子貢那樣的巨賈。這一點非常重要,後來儒與商的合流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回歸。堯、舜、禹是儒家所崇奉的聖人,也是嫡傳的黃帝後人。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曾孫為帝嚳,帝嚳生放勳,是為帝堯。關於帝堯的治績,《淮南子齊俗訓》這樣說:“堯之治天下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穀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販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無,以所工易其所拙。”明言堯把交換作為治理的重要手段,這也就是說通過商業活動強化社會分工,而分工又促進交換的發展,堯成為商業的組織者。

當堯作為帝王治世時,舜隻是一個平頭百姓,後來堯因人舉薦,並親自考察,發現舜不僅德行好,且有治國之才,便把王位禪讓給他。舜在受禪之前,曾幹過許多行當。據史書記載,舜曾“耕於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這也就是說,舜作過農夫、漁夫、手工業者,還作過小販。《史記索隱》在解釋“就時於負夏”時說:“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繹史》卷十引《屍子》:“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在賤的地方買,到貴的地方賣,這是一種精明的商業行為。這種身體力行的經曆是炎、黃所沒有過的,所以舜是我們所知道的親自從事買賣的第一人,可稱“華夏第一賈”。他的買賤賣貴的經營之道是後世商賈所遵循的普遍法則。

禹時天下一統,商業活動有了更大的發展。其中一個突出標誌是說夏時鑄造使用貨幣。據考古發現,貨幣在夏之前的新石器時期晚期遺址裏就有了天然貝,但具體使用情況不詳。司馬遷曾感慨:“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人們曾籠統地把夏商以前的貨幣稱為三品。杜佑說:“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為銀)。”這話很難相信,因為夏以前的金銀未得考古學的證實。人們傳得較實在的是“夏後以玄貝”。因為在殷商遺跡中,貝已大量發現,文獻中(金文)屢提錫貝事,如商小臣邑銘:“王易(錫)小臣邑貝十朋。”夏後以玄貝進行交易當有根據。人們又說夏時有金幣,如《管子》說:“禹以曆山之金鑄幣。”禹是否鑄金幣並不重要,關鍵是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帝王大禹曾主持了這樣一樁重大的活動,可見商貿非末作,而是經國之大業。

五帝三王是中國文化的根基所係,他們的事業被視為人文的起點,而他們或直接作為商業的開山祖師,或為商賈的發展創造基本前提,或身先士卒,一嚐商賈滋味,可見商賈是先祖的偉大創造,是先王所行的偉大事業。五帝三王時代,商業是神聖的,商人是帝王親自從事過的職業,豈能以末業視之自舜作了可考知的第一商賈後,在商代,我們找到了第二個商賈,他也是一位帝王,即商人的先祖王亥。據說王亥發明了牛車,王亥駕著牛車,帶著貨幣往來於部落間作生意。《山海經》說王亥在有易被有易之君殺了,奪了王亥的“仆牛”,這“仆牛”大概就是所謂的牛車。這是一位為了商業利益獻出生命的君王。有其君必有其民,殷商的商業活動繁榮可以想見。商人對王亥的祭禮十分隆重,一次就用牛三百頭,這中間有很大可能是商人把這位祖先同時尊為商業神,希望他的神靈能夠保佑子孫們商場吉利。

商人有經商的傳統,故商滅亡後,商遺民依然在從事商業活動。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誡商遺民:“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駕著牛車搞長途販運,這是他們的先祖王亥的傳統。商人對祖業的繼承,構成了商賈世家,後世所謂商人之子恒為商就是這種行業世襲的習俗造成的。有人認為就是因為商遺民從事了商業,而商於周時地位便低,輕商肇始於此,這是不對的。周初,商業同樣受到重視。胡寄窗先生曾經指出:“在西周王朝統治的全盛時期,各種古代文獻均未顯示有絲毫輕視工商業重要性的跡象。”西周時期,商人與商業依然榮耀,商賈的貢獻促進了西周社會的繁榮。

文王時遭了天災,老百姓衣食成了問題。通有無、濟貧困成了頭號大事。周文王立刻想到給商賈提供方便。“外食不瞻,開關通糧”。不使滯留,於是出現馳車旦夕運糧的局麵。糧商至少在這時得到了好處。待武王滅殷,為營建都邑,首先想到的是人丁興旺,以呈繁榮太平景象。周公定出“大聚先誘之以四鄰”之策,民不妄至,有市乃行,“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這算是一種招商的獎勵。“一室之祿”謂一大夫之耕祿,以官祿奉送商人,這在後世真是難以想象。不僅如此,城市建設還為商人提供便利:(辟開修道,五裏有郊,十裏有井,二十裏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商人做生意可提供住宿,這可稱“築巢引鳥”吧!那時不像現在道路暢通,而作為商業活動的起碼前提交通便利了,使大規模的貿易有了可能。有水,有房,這安排是很周到的。官府是在為商賈提供服務。

除了這些物質硬件外,周初還有重商的“軟件”。首先是確立工商興市的大政方針:“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要商業發展還得平夷關市,不能以重稅壓垮商人。“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周公把這策略當作了興商興市的法寶:“關市平商賈歸之。”周公製禮作樂,更製訂了發展商業的大計。西周的商賈有政策保護傘,他們得到了健康成長。

周代的商業發展是有法可依的,市場管理有一套規範。每個城市都有專門的市場。《周禮考工記》說:“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左祖右社,麵朝後市。”這個市場的管理係統十分嚴密。《周禮司徒教官之職》有這樣一些記載:(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征,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這司市仿佛一市場總管,對市場管理可謂麵麵俱到。其他有質人、胥師、賈師、司稽、胥、肆長、泉府等分掌商品的質量、價格、稅收和治安等各種事務。西周是否存在這麼嚴格的市場管理體係尚有疑問,但這種規劃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完備的。西周禮義嚴格,市場規劃當十分周密,百官各司其職當有所本,不全是後人虛擬。

當時的市場禁令現在讀來既有趣也覺有益。《禮記王製》篇說:(圭壁金璋不粥(鬻)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這裏麵除了少數幾款因當時的觀念不同現在看來不太合適外,其他如劣質產品,不合格產品,凶器,破壞生態自然的產品,假冒產品都不許上市,這些東西危害自然、社會與人生安全,禁絕之有利規範市場。這些禁製有利於社會,是合理的條例。商賈遵循這些條例,無疑是應該的,否則,作奸犯科、害國害民。

二、最早的商業法則

西周時既給商賈的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又對商賈的經營活動作出了嚴格的製度化的規定。商賈在有法可依的條件下得到了合理成長。我們很難找到西周商賈活動的個案,但能找到一大堆關於市場與商賈的典章。就這些製度看,它是有利於商賈發展的。我們可以推知,西周還是商賈發展的黃金時期。不然,東周時冒出的一批巨賈是不會突如其來的,他們當是在吸取西周前輩的經驗基礎上,因時製宜而成長起來的。西周的那一套市場規範實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西周的工商業為官營,管理起來比較便當。《國語晉語》裏說道:“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史學家範文瀾把工商列入西周統治階級的範疇,可見“工商食官”製度下工商階層頗有地位。商直屬官管,官的意誌能得到貫徹,官商之間少有衝突發生。當然,西周的商人並不都是官商。當周公建城時,考慮推行的招商政策就是吸引私營的工商業者。作為自由民和一定程度上的接受俸祿,他們是私營而又得官庇護。當時所謂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這個相臣係列裏,沒有提到誰臣工商,也沒說工商臣誰。大約他們跟自耕農一樣,是一夥自由民,除了納市稅外都處逍遙狀。

西周的平民有兩種基本稱謂:一是住在鄉下的“野人”,即農夫;一是住在城裏的“國人”,即工商業者。作為一個階層,“國人”的勢力日漲,都城裏的國人尤其氣焰高漲。周厲王時,其政暴虐,國人謗王,工商業者與國王的衝突的序幕拉開。長期以來,商賈一是得政治上的照顧,二是關夷市平,他們在經濟上得到了實惠,成長中的國人階層不滿足於經濟上的得到實惠,開始有了對政治的要求。長期的優越地位,若一時受損,則必然反抗。周厲王無道,“國人”議論批評起國王來了,於是演出了厲王弭謗的故事。厲王不聽召公之諫,弄得國人“道路以目”,三年後,國人忍無可忍,竟起義將周厲王趕下了台。工商業者的這一壯舉無疑驚天動地,它向世人顯示了自己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