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消費品價格
食物類價格
（1）米糧價格“民以食為天”，和曆代的商品價格一樣，糧價帶百價，民國時期，糧價仍居百價之首。下麵分三個曆史時期對米價進行考察，首先考察抗日戰爭前的米價變化情況。在抗日戰爭前，除1932～1935年米價一度下降以外，其餘年份米價基本呈上漲走勢，一般以1929～1931年的為最高點。例如1929年廣州每擔金風雪1025元；1930年杭州秈米每石1349元，寧波粳米每石1348元，武進白米每升0144元，石碼鎮早穀每百斤661天，天津小站稻米1951元；1931年重慶河熟每石1185元。上述各地米穀價格基本上為戰前各地的最高價格。第二，考察抗戰時期的米價變化情況。抗日戰爭開始之日，即米價上漲開始之時。這個時期的米價上漲特點是，後方主要城市漲價時間基本一致，漲價的幅度也基本一致，直線上升，總不回頭。例如，昆明米價每市石1937年上半年為75元，1939年12月為153元，1941年6月為120元，1942年6月為600元，1943年6月為14392元，1944年6月為43702元，1945年8月為4713元。第三，考察解放戰爭時期米價變化情況。這一時期的米價漲速比前麵講的兩個時期更快，簡直是飛快。自1946年12月起，無錫、南京等16城市每市石米價由80多萬元，漲到100多萬元，1000多萬元，到1949年5月青島市漲到21315000元（金圓），用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百萬元計算，則1949年5月青島米價為324萬億元，米價實在是高！
（2）其他食品價格其他食品品種包括者廣，這裏僅以豬肉、食油、食鹽和食糖為例。〔豬肉價格〕1912年至1927年奉賢縣的豬肉價格由每市斤012元逐漸變為018元，呈微漲趨勢，特別是頭10年中基本穩定。同一時期，國內西南和東北的肉價形勢與奉賢一致。1916年至1920年丘池縣顧賢鎮豬肉價格為173文（銅錢）。1921年至1927年沈陽豬肉價格為014元至018元。1928年至1936年奉賢縣肉價由02元漲到028元，鬆滋縣肉價由02元變為018元，各地有漲有落，幅度都不大。抗戰期間，肉價上漲速度很快，1937年至1940年奉賢縣由031元漲到097元，恩施由015元漲到08元。此後漲速更快，到日本投降時，奉賢肉價漲到5373元。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肉價一度回落，但好景不長。1946年國民黨全麵發動內戰，解放戰爭開始，各地肉價比翼齊飛，1946年奉賢為1296元，唐山為1800元。1947年奉賢為9537元，唐山為30065元。1948年1～8月奉賢肉價為3529萬，8月19日桂林、南京、上海分別2325萬（775金圓）、5799萬（1933金圓）、6600萬（22金圓）。1949年3月15日在上年8月19日肉價（金圓）基礎上，桂林、南京、上海分別漲為800元、1800元、1550元，此後，4月至5月肉價上漲比上述速度更快。〔食油價格〕曆史上我國食用植油有麻油、菜油、豆油、棉油等多種，地區不同，主產品種各異，如東北地以豆油為主，中南各省麻油菜油兼而有之，棉產區則棉油多於其他品種。
1920年及以前西南地區和華東地區油價接近，成都和奉賢的菜油價（每市斤，下同）均在01元錢以內；1921年至1927年，東北地區和華東地區油價持平，沈陽豆油價和奉賢菜油價均在01～02元之間；抗日戰爭前夕，華東地區和中南地區的油價相互靠攏，1930年至1931年奉賢菜油價一直保持016元，雙溝、天門、大冶等地麻油價一直為02元左右。抗戰時期，無論後方或淪陷區，油價都是上漲的。恩施是湖北省政府臨時省會，菜油價格1937年到1940年由06元漲至13元。此後更是見風漲。抗日勝利初期，油價漲勢趨緩，1945年唐山麻油價為1034元。可是解放戰爭開始後，1946年唐山油價漲到1500元，1947年漲到45677元，1948年8月漲到302萬元。同年8月19日按金圓計算麻油價格，長沙為040元（折法幣040×300萬）、重慶為019元（折法幣019×300萬）、西京060元（折法幣060×300萬）；次年3月15日按金圓計價，重慶、長沙、西京三城市油價分別漲為300元、748元、800元。〔食鹽價格〕我國曆史上盛產海鹽，運銷內地價格較高，離沿海較近地區價格較低，因而食鹽的地區差價曆來很大，如將奉賢鹽價與丘池縣顧賢鎮、成都、武漢、等地鹽價相比，問題十分明顯。這裏著重敘述鹽價的變化趨勢。奉賢縣1912～1916年為0008元，1921年為0012元，1926年為002元，1931年為005元，1936年為007元。成都1919年為007元，十年後的1930～1933年為01～011元。丘池縣顧賢鎮民國五年為60～100文（銅錢），到民國十五年漲為400～600文。說明民初食鹽漲價是普遍現象，大中城市漲幅較小，縣城特別是鄉鎮漲幅很大。同時說明，進入30年代初，漲風即漸停止，鹽價趨向穩定，奉賢、成都等市縣的鹽價都證實了這種情況。抗戰以前，食鹽價格的突出矛盾是輸出價格較低而生產成本過高。就川鹽而言，銷岸較廣，除產鹽省四川（曰計岸）以外，遠達於河南與湖北（曰濟楚岸）、雲南與貴州（曰邊岸）、以及陝、甘、康、藏等一帶，惟年以鹽捐過高，成本加重。便如川鹽運楚，每載（重百擔）鹽本、運費連同口岸正稅達萬元有奇，售價所得不足九千元。說明每擔川鹽生產成本高出售價達一角多。另據調查，當時每擔巴鹽成本3834元，花鹽成本為2925元，重慶曆年每擔食鹽輸出價格（關平兩）1924年為316兩，1925年為3兩，1926年為292兩，1927年為31兩，1928年為309兩，1929年至1930年為308兩，1931年為273兩。這種矛盾嚴重影響了鹽業生產。〔白糖價格〕自洋糖進口以來，曆來與國產糖從價格上開展競爭。沿海地區運銷成本低、價格低，運銷內地路程越遠價格越高，重慶與上海比較，差價十分突出。
衣著類價格
（1）棉紗價格我國經營棉紗始自十九世紀末，生產棉紗則始自清朝光緒年間。我國自開始生產棉紗之日起，就有華商與洋商的紗價之爭。據1924～1925年《銀行雜誌》第1～2卷記載，1924年5月至1925年10月湖北棉紗價格變化如下：1924年5月本地紗現貨，萬年青價最高，16支500包，每包售202兩。其它楚安紗廠、第一紗廠16支，皆為500包，包價180～196兩。本期東洋紗做開生意，寥寥無幾，行市平和。1924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國產棉紗，市麵堅挺，日本紗市麵平和。裕華紗廠賣出萬年青500包，包價196兩，雙雞500包，包價190兩。日本紗本期做開現貨行市，10支日光500包，包價177兩，32支財神500包，包價226兩。1924年8月6日至25日，棉紗沙市頗有走動，行市看好。本期裕華做出16支振馬300包，包價189兩，震寰做出16支福祿2300包，包價189兩。日商叫市，先大而後小。1924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本期16支獅球500包，每包價174兩，人鍾包價170兩，萬年青500包，包價192兩，日本紗存底甚弱，日信、伊藤兩洋行仍無叫市。1924年11月，本期棉紗市況頗有起色，日信洋行售出16支孔雀500包，包價1765兩。1924年12月，本期申彙低落，沙市幫進胃頗發。洋行叫市，掛牌皆漲，怡和洋行做開16支團鶴一批，價167兩。1925年2月，上海罷工風潮未決，日信、伊藤兩洋行賣價日益高漲。1925年3月，第一、楚安兩紗廠做出5000餘件，價漲3兩至7兩。東洋紗20支金魚叫價207兩，20支財神叫價197兩，無人問訊，裕華賣出600餘件，價漲6～7兩。
1925年7月，上海英工部停止供應華商紗廠電、氣，此間紗市堅固，街麵零賣行市，一律照上期經營的最高價，加收銀元數兩。1925年8月，洋行叫市，上半期照常掛牌，期貨略有做開。棉紗號見市麵行市看跌，均抱觀望之勢。1925年10月，日信洋行先後賣出16支喜鵲多件，行市價為173兩，以示競爭。日商無線電報照常來漢，棉紗價格看好，均已漲起數兩。1931～1936年因萬寶山事件引起中國抵製日貨運動。在此期間，華商與日商棉紗價格鬥爭更加劇烈，以致紗價水平起伏不平。抗戰期間，在工業品中，棉紗是漲價的先鋒，許多工業品價格都跟著紗價跑。重慶紗價既影響當地其他工業品價格，又影響後方各地的紗價。1937年上海戰事爆發，棉紗來源，大受影響，價格開始上揚。此後上海、南京、廣州、漢口等地相繼淪陷，棉紗輸入重慶，須繞道西南，費用高，風險大，數量少，商人乘機收囤，行市日益上漲，1939年平均紗價已超出一千大關。由1940年起，先以越南交通切斷，繼以滇緬路封閉，後以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失守，申紗、緬紗來源均告斷絕，1941年行市猛漲至5907元，1942年更達31862元之高峰。抗戰晚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發棉紗收土布，給機戶織布工資少不敷機戶生活費，機戶被迫挪用洋紗，每織布5匹，挪紗一並，1945年四川遂寧機戶挪用的棉紗均由成都、壁山、銅梁一帶的商人抬價搶購走了。自是每並（為件的四十分之一）紗價由4萬抬高到5萬6千元。解放戰爭開始後，1946年底四川每件紗價每星期以20萬元的速度向上猛漲，到1947年2月10日20支輕磅荊州雙雞突破600萬大關。1948年1月15日竟由34000萬一躍為38000萬。8月19日更漲到165999萬（合金圓券533元）。按金圓計算，到1949年3月15日又躍到82萬元，同一天，南京、上海、廣州比重慶的紗價還高得多，例如廣州為342萬元。
（2）布匹價格本文將布匹價格別為3種，即土布價格、國產布價格和進口布價格。所謂土布是針對洋布而言的，即用木機手工製成的布匹；所謂國產布即國內運用鐵製機器織成的布；所謂洋布即進口布、大量輸入的外國棉貨。下麵分述其價格。〔土布價格〕繼清朝之後，民國初期，土布生產、供銷為我國人民在穿的上麵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資。鴉片戰爭以後，進口布雖然日益增多，國內鐵機織布也不少，但都不能完全代替土布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洋布進不來，國產機織布遭破壞，全國人民主要靠自產的土布來禦寒。因而土布價格也就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抗戰以前，我國土布價格比較穩定，但由於進口布的競爭，有時出現穩中有落趨勢。例如花土布湖北每匹價格1918年為33兩（銀子），1919年為29兩。又如1937年上半年每匹價格各地比較接近，但均低於1919年的價格。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土布漲價也是很猛的。例如，每尺土布價格1943年枝江為44元，潛江為42元，穀城為46元，棗陽為48元。武昌每尺土布價格1946年元月為60元，1947年元月為450元，7月為700元，12月為4667元。1948年8月19日武昌每匹價格為233元（金圓券，下同），11月9日漲為30元。
〔機織布價格〕民國初年，我國機織布生產已有所發展，價格逐漸看好。1913年武漢本色市布每匹價格4.7兩，粗布3.6兩；1918年本色市布價格上漲為5.8兩，粗布價漲為5.1兩；1919年本色市布漲為6.3兩，粗布漲為5.8兩。此後洋布進口日多，國產布與洋布相比，競爭力較弱，價格隻能從低，看洋布的價格形勢行事。以奉賢的龍頭細布價格為例，抗戰前長時期內比進口的士林布每尺價低六、七分。特別是到三十年代初期，由於歐、美、日棉布充斥我國市場降價競銷，加之1931年洪水為害，導致大部農村民生凋敝，國產匹頭價格趨降。例如龍頭細布每市尺價格：武漢1931年為0.101元，1932～1935年逐漸降為0.092、0.077、0.066元；荷花女花嗶嘰天門每市尺價格1931年為0.251元，1932～1935年逐漸降為0.206、0.197、0.172、0.144元；四君子淺藍花布雙溝每市尺價格1931年為0.201元，1932～1935年逐漸降為0.196、0.141、0.113、0.121元。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國產機織布即隨棉紗價格上漲而上漲。奉賢1936年龍頭細布每尺價格1角錢，到1945年1～9月平均漲為2872元，到1949年1～5月平均漲為12.31萬（金圓券）；唐山每尺白布價格1936年為8分錢，到1948年8月漲到78.1萬元，同年底漲到1.45萬元（金圓券）。唐山的藍布、黑布在十幾年中漲價勢頭更猛，兩種布1936年每尺價格分別為0.12元和0.11元，可是1948年最後半個月的價格高達249萬和2.47萬。〔進口布價格〕外國棉貨最先是從長江流域入口的。據1899年《湖北商務報》第27冊記載，僅湖北在這一年輸入洋棉布價值達300萬兩以上。僅沙市一個地方輸入洋布主要品種達31個。洋商為要同我國國產布開展競爭，洋布訂價都不高。例如1924年印商為要同我國國產布開展競爭，洋布訂價都不高。例如1924年印花格子洋布，一匹長二十四碼幅二尺二寸，每尺單價50～60文；花洋綢每匹三十碼，每尺單價80文；東洋絲布，匹長三十碼幅二尺二寸，每碼單價一錢八分。1924年以後，洋布生意日趨呆滯。1933年至抗戰前夕，由於營業稅增加、大水威脅、信用緊縮、國貨抗衡、開支浩大等因，洋布經營明顯衰落。湖北1933年做洋布生意的有32家，到1934年隻剩下22家，洋布價格也有所下降。直到抗戰開始以前，一般洋布每匹價格恒在13元以下。陰丹士林布是流行我國城鄉最廣的一種洋布，它的價格就是這個水平。
如以尺計價更能說明問題，奉賢縣經營陰丹士林每市尺價格1912～1915年為01元，1916～1920年為011元，1921～1925年為012元，1926～1927年為014元，1928～1931年為017～018元，1932年為02元，此後價格逐漸下落，1933～1936年為014～015元。1937年8月，日本人侵入上海，重慶陰丹士林價頓升至19元以上；1938年3月上海南京撤退，猛漲至27元，9月廣州、漢口陷落，10月漲至38元。此後，布匹運輸繞道越南，費用提高，重慶陰丹士林布1939年7月漲到48元。1940年由於滇越鐵路被炸、滇湎路被關，逐漸突破200元大關。就這樣破百關、闖千關，到1942年底重慶益丹士林價已達2400元。此後戰爭打多久，布價漲多高，由抗日戰爭末漲到解放戰爭末。解放戰爭打開的頭一年3月9日重慶美亭陰丹士林布每匹已漲上145萬元，但到1949年1～5月平均奉賢每尺陰丹士林價為1846萬。〔夏布價格〕二十世紀初至二十年代，我國夏布產銷欣欣向榮，價格趨漲，當時有關調查報告和報刊記載如下：榮昌、隆昌、江津、內江和溫江的夏布，是這些地方廣種的青麻織成的。首先由婦女把纖維紡成紗線，然後由各自大小不同的本地織機織成布匹。由於這些地方尚無具有較大規模的工廠，所以布匹在質量上差別甚大，粗、黃、細、白無所不有。價格按品質和長度為衡，每匹廉至銀元2元，貴至銀元30元。夏布的銷路很大，每年都有大量輸出。民國二十年，夏布銷路陡衰，榮昌、隆昌夏布價格平均下降31%。四川本年（1935）大宗出口之各種麻布，囤積申江，尚未開盤，一以關稅太重，一以外貨抵製，朝鮮、東三省一帶暢銷之物，本來由春迄今，竟無人著手購運。此間（隆昌）麻布機戶約計千家左右，本年銷路驟滯，近迄目下，舊曆節關已屆，外省販購者寂寥，內地門市複稀少，因此粗細各布每匹價已由23跌到123元。榮、隆兩縣，大宗輸出之麻布，每年因種種影響，銷路疲滯。近（1936年）以時局影響，西北各省客販，突然停止購運榮、隆麻布出境，以致布價驟跌，如七二細布，每匹由四元五六角跌至三元餘。而承買者，尚不多見。機戶抱布入市發售，無人承買則負布以返，因之停織放工。抗戰開始後，夏布價格直線上升，1948年5月19日隆昌夏布上漲至10餘萬元。燃料價格燃料是動力，既屬生產資料，亦屬生活資料。從當時的情況出發，對價格變化歸結到生活費用大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