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學科發展（中西）與教育體係建設
在西方探討媒介素養的諸多文獻中，我們很難發現有關學科問題的具體陳述，而往往是問題取向的多元論證。在國內學界，有關陳述卻呈現出大體三種論調：（1）媒介素養研究源於媒介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而核心是對媒介的認知和使用，因此其主要存在領域是傳播學研究或者說廣義的媒介研究，並認為媒介素養研究是大眾傳播學研究的新方向[可參見張宏樹：《媒介素養：大眾傳播理論新方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2期，第294～297頁。]之一；（2）由於媒介素養的實踐形式偏重於製度化的教育，因此是教育學至少是方法論層麵的核心學科之一；（3）媒介素養是一個研究領域，並不隸屬於某個單一學科，尤其是在學科融合的大背景下。究其原因，也許可以解釋為：（1）現代學科體係並不是國內原生的，而是移植於西方，尚需一個學科自我性的確立過程，這一過程就包含著對相關尤其是“熱門”研究領域的“圈地”（這其中所暗含的是實用主義哲學觀的上升）；（2）同時，垂直一體的學科管理體係（主要是對單一、壟斷性學術資源的管理，包括資金、人才等）導致了學術評價體係的壟斷，而學術資源的相對稀缺造成這種圈地運動在建構學科合法性的同時帶有濃厚的逐利特征；（3）學科之間固有的邊界衝突，在問題導向的融合式研究（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慣性地表現出來。這其中不僅滲透了黨政管理在學科領域的意誌體現，也部分地反映了精英主義與市場、國家力量的互助關係。
六、黨政權力行使與危機社會管理
公權力是中國社會整合的主導性力量，也是社會主流話語的支配性要素。當媒介素養的理念引入中國語境後，自然就誕生了按照公權力行使要求而組織的相關陳述。除去上述探討的諸多附屬於公權力話語的表述之外，直接衍生於其中的還包括：（1）黨政領導幹部的媒介素養；（2）領導者的媒介素養水平調查；（3）部隊官兵的媒介素養；（4）危機事件與公務員的媒介素養，等等。
中國社會主流話語與媒介素養研究話語的關係初探
為了更深層次挖掘媒介素養研究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合法性，以及這一“接合”過程的階段性特點，我們不妨首先分析當下中國社會的幾種主流話語模式，再對其與媒介素養研究的關係進行一番嚐試性闡釋。
一、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
中國社會長時間以來的“總體性社會”[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頁。]特征，決定了主流話語的絕對權威地位和顯在性[根據西方學者，尤其是葛蘭西對意識形態的研究，我們可以把意識形態和權力運作（尤其是國家權力的運作）結合起來考慮，簡言之，一定的權力行使需要一定的意識形態為其進行修辭和辯護，從而形成“文化領導權”。參見季廣茂：《意識形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5～72頁。]，及其對其他派生話語的主導權。這一點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仍然慣性地表現出來。
筆者經過梳理，總結出幾個具有主流色彩的話語類型及其相互關係。
（1）政治話語：基於總體性社會的整合特征，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話語的組織者上至國家政權的管理機構，下至作為個體的公民個人（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話語內部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公民個體的陳述往往並不機械地與宣傳話語相一致，尤其是伴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開放進程，人們的認知出現懷疑傾向，雙方之間呈現出談判性特征）；同時，這一話語往往還和國家民族話語緊密相關，並主導著後者的具體表達。
（2）精英話語：此種話語一部分與政治話語重合，因為總體性精英[總體性精英，指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掌握著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經營資本集團，這個集團是以占據總體性資本為基礎的，其原初資本是他們自己或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參見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89頁。]往往掌控著國家權力；一部分具有獨立性，並往往具有文化精英的立場，其維護的是文化的等級體製和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
（3）媒體話語或稱市場導向話語：這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位列政治話語之下（並不觸及政治話語的邊界，確保政治正確）、精英話語之外的以市場利益為導向的話語模式。由於媒體的市場化特征日益明顯，其所傳遞的敘事傾向也日漸呈現出市場導向，比如我們經常“置換”語境而貫之以道德評價的“低俗化”。
（4）現代性話語：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逐漸以“發展”（由“發展是硬道理”到後來的“和諧發展、平衡發展”）為主題占據社會輿論主導位置的話語模式。在這裏，筆者希望提出的是有關現代性的一個表述問題。這就是現代性雖然帶有進化論和普適性色彩（或稱西方化，誠如我們常識中以西方模式為目標），但無疑也表現出“本土化”特征，並以此指向了對現代性的兩個方麵的批判：第一，現代性本身被挪用到不同的民族文化語境，產生出這種或那種選擇的現代性，比如我們日常話語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的××”；第二，本土精英們的共謀關係使得本土化本身並沒有趨向於對同質的全球化產生抵製，而是表現為一種全球化的功能。換言之，以本土化方式實現全球性的目的，比如我們熟知的肯德基連鎖經營。[主要觀點參見詹姆遜著，王逢振、王麗亞譯：《單一的現代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