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是《茶經》的第三節，談餅茶的采製與品質鑒別的方法。陸羽指出：“凡采茶，在二三月及四月之間，……其日有雨不采、晴有雲不采。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幹矣。”盡管現在科技進步，這些采製方法已不不完全適用。但茶葉必須及時采摘，精心加工的精神，仍然值得借鑒。
《煮》談的是茶湯的調製。當時用餅茶，所以要煮飲。陸羽認為煮茶最好用木炭，其次是火力旺的柴料，不要用腐朽有汙染的木器，因為有怪味，會影響茶質。煮茶要煮到一沸、二沸、三沸，不能久煮，否則喝了有害。陸羽對煮茶用水非常講究，認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又要選取既流動，又不是奔湧湍急的水；江水要取離人群住處較遠的地方，不被汙染的水；井水則要取用經常有人汲用，比較活的水。
《茶經六之飲》強調了飲茶的意義。陸羽指出飲茶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他認為如果僅僅為了解渴，飲水就可以了；為了消愁解悶，喝酒也可以解決問題；為了提神解困，就必須飲茶。當然，飲茶也可解渴，也可消愁，但飲水、喝酒不能提神，不能修性育德。所以茶能代酒，酒卻不能代茶。在這裏，陸羽把飲茶賦予精神文明的內涵，飲茶既是人們的物質享受，又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文明、高雅的精神生活的必需品。陸羽並不排斥其他人飲茶，相反，陸羽認為飲茶人人需要，應該人人飲茶，隻是能不能從飲茶中得到精神上的升華，就需看各人的修養情況了。另外，《飲》還追述了飲茶的悠久曆史。
《七之事》也談茶史，隻不過更多的是軼事趣聞而已。由於陸羽能見到的許多古書已經散失，這些片羽吉光便彌足珍貴的了。
《八之出》記載了唐代的茶葉產地，遍及當時的八個道，大致相當現在的湖南、湖北、陝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蘇、四川、貴州、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十三個省（區），除雲南以外，幾乎涵蓋現今我國的各主要茶區。有的還指明產於某山、某寺、某村，有麵有點，頗為詳細。
《九之略》則將用以製茶、煮茶等各類器具加以省略，選出最重要的器具作簡略描述，以便飲茶者實際使用。《十之圖》以掛圖的形式對全書內容作形象說明。可惜其中的圖早已散失，隻剩下一段短短的說明文字。
《茶經》的問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自陸羽之後，以求精和創新為特點，茶文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封氏聞見記》就說：“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興。”從宮廷到寺觀，從朝臣到百姓，特別是文人學子，名儒高士，無不以飲茶為樂，以飲茶為雅，以飲茶健身，以飲茶修性。客來敬茶，相互贈茶的風氣也更加流行，曆經千百年久盛不衰，被提煉、凝結成一種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而被曆代繼承。
三、唐代宮廷吃茶風
唐代是我國社會飲茶風尚興盛時期，從僧俗平民到宮廷皇室無不崇尚飲茶生活，因此專用的烹茶和飲茶器具也趨完備。正如上文所述，陸羽《茶經四之器》中總結了前人的煮茶、飲茶用具，開列了幾十種專門器具及其規格、造型和功用。可見唐人對茶具選擇也同樣重視，可惜一直沒有實物佐證。1987年，陝西法門寺唐代地宮重見天日，從地宮中出土了一套唐僖宗供養佛骨舍利係列茶具，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時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華貴的係列茶具。也是曆代史料及茶文化記載中從未揭示過的曆史文物。它以無可置疑的事實證明了唐代皇宮宮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也填補了中國茶文化史上的一大空白，為深入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實物依據。
唐代宮廷茶道是在陸羽《茶經》茶道的基礎上，結合了唐代宮廷禮儀的產物。從法門寺出土的茶具來看，宮廷中仍流行飲用團茶。從地宮中出土的一整套宮廷茶具中主要有烘焙器，這是用極細的金銀絲編織的籠子，通體剔透，工藝精巧，是用來烘烤團茶所用。碾羅器，包括碾子和堝軸兩部分組成。主要用途是在煮茶前將團茶烘烤後用這茶碾子將團茶碾碎。碾碎後的團茶由茶羅子過篩，地宮出土的茶羅子通體呈長方形，兩層，厚約二十毫米，中夾質地為細紗的網篩，極為細密，羅下有屜，可放茶。在《茶經》中，這些器具都是木製或竹製的，而法門寺出土的宮廷用具卻是銀製鍍金並刻有豪華花紋，顯然，這是因為帝王一旦把飲茶變成一種享受，也會把品嚐茶的味道演變成攀比茶器的精美豪華了，這與飲茶人的謹行儉德已相去甚遠了。
唐代在煮團茶時，茶中還放有鹽、胡椒等佐料。地宮中也出土了專門的貯茶器，貯鹽、椒器。貯茶器是一隻鎏金銀龜盒，龜甲為蓋，甲上有龜背紋。整體維妙維肖，酷似一隻活靈活現的烏龜。在唐人心目中，龜象征著吉祥長壽，作為茶器裝飾圖案，則表明了皇室祈求“聖壽萬春，聖枝萬葉”的心願，隱喻飲茶有長壽之意。貯鹽、椒器也是鎏金銀壇，工藝精細，一邊放胡椒粉，一邊放鹽，以供飲茶時調味所用。地宮的茶具中還有專門的烹煮器和飲茶器。飲茶器中有素麵淡黃色琉璃茶盞、茶托，通體呈淡黃色，有光亮透明感。這是一套專供人飲茶的器具，造型原始、簡樸，質料微顯混濁模糊，屬唐代地道的中國式茶具製品，表明中國的琉璃茶具在唐代已經起步。
另外，從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出土了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等一係列秘色瓷器，色澤清瑩柔和，造型古樸典雅，大致是茶具中的點茶器，極為珍貴。據考證，這套越瓷茶具源於東漢時期，為我國最早的瓷器之一。唐代大興飲茶之風，人們講究茶具，對製瓷技術起著推動作用。而唐代才發展成為重要瓷器產地的越瓷，采用匣缽新工藝，胎質細膩，釉色晶瑩，類冰如玉，蜚聲中外，成為當時的上等瓷器，深為飲茶者所喜愛，是品茶藝術所必需的。陸羽在《茶經四之器》中對飲茶器具碗的質地色澤進行了評述，他認為碗，越州瓷器最好，因為越瓷色青，與茶水之色相配，其他顏色的瓷器則不能與茶色相配。反映了唐代飲茶對“色香味”的講究，追求飲茶時茶葉湯色的自然本色，而能昭顯茶葉綠色這一自然之美的越瓷即被奉為上品，有“越甌犀液發香茶”之說。
從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這套茶具金碧輝煌，華美富麗，真實的反映了唐代宮廷飲茶的風俗習慣，證實了唐代“吃茶”之法十分講究，一般先要將茶葉烘焙，然後在茶碾中用堝軸碾成粉末，再將碾碎的茶葉放進茶羅子細羅，經羅底篩下的茶葉粉末落入抽屜中。吃茶時，從抽屜中取出這些粉末狀茶葉入爐烹煮，並加上鹽、胡椒等佐料，調成糊狀一並吃下。平時貯藏茶葉也頗為講究，注意防黴防潮，不讓茶葉變質。這套烘焙、烹煮、飲用、貯藏等工具製作奇巧，工藝精湛，設計造型匠心獨運。圖案五彩繽紛，紋飾流暢優美，妙趣無窮，既是唐代宮廷飲茶風尚極其奢華的曆史見證，又是中華茶文化在唐代極其繁榮的標誌。這套茶具的出土，為中華茶文化在唐代的繁榮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四、“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唐代以前，盡管巴蜀、江南等地飲茶風氣已很普及，但那時人們常常在茶中放入各種香辛佐料加以煮飲，是一種粗放的飲茶，所以對茶湯的色香味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唐中葉以後，飲茶成為一種藝術品飲，自然對水也有了特殊的要求。最先提出品評煮茶之水的是劉伯芻和陸羽。劉伯芻的生平事跡不詳，活動年代大約和陸羽同時。他列出七個地方的水宜於煮茶，分為七個等級：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第七；陸羽把天下的水分為二十等：廬山康王穀水簾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山蝦蟆石口泄水，第四；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泉，第八；唐州柏岩縣淮水源，第九；廬州龍池山嶺水，第十；丹陽鐵觀音寺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遊中零水，第十三；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吳淞江水，第十六；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桐廬嚴子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陸羽和劉伯芻兩人對各地水質的品評結果有很大的距離，劉伯芻認為第一的揚子江南零水，陸羽卻把它列為第七，劉伯芻認為第三的虎丘寺水，陸羽列為第六等等。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一是陸羽品評的水範圍比劉伯芻大得多，西到商州，即今陝西省的商縣；南到柳州，即現在的廣西柳州；北到唐州淮水發源處，即今河南的桐柏山區；東至江蘇浙江沿海。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各人對水的愛好、心得不同。陸羽曾經在《茶經》中提出品水的具體要求，煎茶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取山泉水時，要汲取白色山石中緩緩湧出之泉水，不暢通的死水即使再清冷也不能飲用。因為這樣的水中往往有孑孓、毒蟲孳生。江水要取遠離居民點的，井水要用人們常常汲取的，前者求其淨，後者既求其淨又求其活。陸羽的這些比較具體的品水標準，為後人所讚同。
由於品水經驗的積累，使人們意識到茶的特性必須依靠好水才能顯現出來。稍次的茶，用特別好的水瀹飲，茶性借之而充分體現，就變成了上好的茶；反之用較次的水瀹上好的茶，茶性不能充分發揮，有十分好處的茶，也隻能顯現八分，變成較次的茶了。因此唐人對好水總是不遺餘力地去追求，曆史上留下了不少這方麵的記載。
無錫惠山泉處於江浙富庶之地，人煙稠密，較易取得，劉伯芻和陸羽都將其評為天下第二泉，所以在唐時已極為有名。據唐代無名氏所著《玉泉子》記載，中唐時李德裕為宰相，最喜惠山泉水。他在京師長安（今西安市）為官，卻利用權勢，從江蘇無錫直到長安設置“遞鋪”，為他專門運送惠山泉水，勞民傷財，百姓不堪其苦，他的政敵也以此為把柄對他進行攻擊。一個雲遊和尚為了勸阻他的這種行為，就告訴他說惠山泉水雖然甘美，但從千裏之外遠抵京師，早已失去其原有的清純甘冽。其實長安城內昊天觀常住庫後有一眼井，與惠山泉脈相通，水味相同，其水可以替代惠山泉水。李德裕不信和尚的話，為了檢驗他所說的真假，便令手下人準備了十瓶水，其中一瓶是惠山水，一瓶是昊觀常住庫後的井水，其他八瓶是一般的井水，讓和尚當場品嚐。和尚一一嚐過後，拿過惠山泉水和常住庫後的井水，告訴李德裕說，這兩瓶水的水味相同，其它隻是一般的井水。李德裕大為驚歎，於是下令停止遞送惠山泉水，隻取用常住庫後的井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