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淪陷時期，有個毛定遠同誌，化名為賈宜亭，我曾經掩護過他，聽他說到共產黨的真實情況，才知我以前所聽到的都是反宣傳，這時我才曉得共產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確有叫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於是我的思想根本轉變認為有同情的必要。
在解放後，我沒敢希望怎樣的好，以前是屢次希望，屢次失望，這次也沒敢作大希望，可是知道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外，更沒有第二條路，逐漸認識到隻有這一條路可走。參之於過去以及本身的情況、世界的潮流，知道這乃是五千年曆史演進的必然的產物，我確信能見到這點，是我自己自覺認識的第一步。
尤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放後，我看見劉少奇主席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才知道作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這樣的條件，於是乎使我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同時又看見毛主席的一本自傳，才認識到革命的事業是逐步前進，不是一蹴而就的。
又在解放後1952年我第一次參加代表會，看見大禮堂裏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九個字，當時激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為何如此哪？因為我是佛教徒。在我認為佛教的真理完全是舍己為人，然而這幾十年來所見所聞，佛教的真正精神，不但沒有萬分之一的表現，而相反的都是使人輕視、藐視，乃至於討厭。這都是佛教徒自身的罪惡，與佛教的根本道理無幹。我既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灰心絕望，對於佛教眼看著沒有絲毫的辦法，而種種道會門，又假借佛教的名義，弄得魚目混珠，使得佛教的真義更加晦暗了。至於舍己為人的精神，則更談不到了！
因為這個原故，我看見這九個字後，是完全合乎佛教的真理，也是佛教徒多年所作不到的事情，所以覺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激動。我那時更覺得這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
世界上任何宗教與共產主義相接近的隻有佛教，一切的社會政治製度、主義與佛教相接近的也隻有共產主義。為什麼呢？一切宗教皆有其政治背景，而佛教是沒有的。一切的政治製度都是由資本主義出發，惟有共產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然而佛教徒多年所希望而沒有作到的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共產黨已經作到了。這是我衷心所最佩服的地方。
我願意擁護共產主義有兩點：一是看見中國害的病是五癆七傷、百孔千瘡，學東洋，學歐美，甚而至於複古，什麼法子都用過，完全無效。隻有學蘇聯社會主義這一付藥！不吃就得束手等死。二是就中國的民情、曆史的演進、當前的現狀、世界的大勢、真理的辯證，從種種方麵反複推求，也隻有這一條路。以上的兩種看法，遂使我的保守思想漸漸動搖，改良的思想漸漸轉變。
我對於社會主義是由格格不入而到比較接近，漸至初步相信，而到充分相信，又進一步到絕對相信，更到絕對的擁護。
由此漸漸體會到真理是發現不是創造，創造的決非真理；信仰是自覺的不是強迫的，強迫的就非信仰。
我原來是學大乘佛法的，要本著四弘誓願的精神去舍身救世，然而居然會走到消極厭世、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地步，這是極可痛心的事！現在慢慢的好像春回大地，以前的心理完全轉變過來了。以前我由日本回來之後，是三年不下樓，十年不出門，也不看報。現在雖然是更加衰老，但對於開會，或者參加什麼參觀學習，在萬分困難之中，也決不肯懈怠。就以我執筆寫這篇東西來說，也是多年所沒有的事體，扶病冒暑，強打精神，全是本著黨和政府的號召，一心為人民服務。
而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關於撰寫史料稿件的要求，“撰寫者可以不拘觀點，不限體裁，不求完整，但是必須以親身經曆和見聞為依據，事實內容必須真實具體。”就撰稿人來說“必須消除種種不必要的顧慮，將曆史的真相如實的寫出來。”因此我對於寫這篇文稿時，就是掃除一切的顧忌，不避一切的嫌怨，破除一切的情麵，不管和別人寫的是否相同，所寫的均是我親眼看見和親身經曆的，以符合政府征求文史資料的宗旨。
我所寫的種種，雖然竭力往詳盡真確的方麵去寫，不過事隔五十年之久，當年所存的文件，隻剩下匪軍鈔沒的殘餘，僅就這殘存的六類總共一百四十二號的文件為基礎，更參以孫寶琦的各項電報以及當時的《帝國日報》、《齊魯公報》所登載的新聞等類，以與我在五十年前所見聞所經曆相印證，不敢不竭盡力量慎重從事，而疏漏之處，仍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