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博士論文答辯之後，我再次回到呼倫貝爾草原。由於降雨量豐富，草勢非常好，天堂草原呈現出“千裏草原鋪翡翠，天鵝飛來不想回”的迷人景象。據當地人講，自1998年以來的十年裏，這一年的草原景色最美。2008年，又恰逢鄂溫克族自治旗成立50周年，為此，鄂溫克族自治旗舉辦了非常隆重的那達慕大會和“中華情”文藝晚會等一係列大型活動，作為對50周年大慶的獻禮。旗政府所在地巴彥托海鎮較之以往也顯得格外熱鬧。無論是置身於那達慕大會和文藝晚會的現場，還是漫步於巴彥托海鎮的街頭，我的心總是猶如春風吹過的湖麵，掀起層層漣漪，以至於久久不能平靜。尤其是當我被從百公裏開外的蘇木和嘎查趕來參加活動的部分鄂溫克牧民認出來，他們又真誠地相邀我下草地的時候，我的心便立刻被幸福包圍著，從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回家的感覺。
回想起兩年前初步確定研究鄂溫克人與電視關係的選題以後，內心既激動又惶惑。激動的是由於情係草原，有著深深的草原情結，而這一選題又得到了導師和學術界的認可，我的心願終於能夠如願以償。惶惑的是對自身能力的質疑，擔心駕馭不好這一選題，不能順利完成任務。雖然有很大壓力，但是我一直堅信：熱愛是最好的老師，隻要紮根草原，與鄂溫克人生活在一起，采用民族誌研究方法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就一定能夠挖掘出鄂溫克人與電視關係最直接、最鮮活的資料。為此，從2006年至2008年的兩年時間裏，我有半年以上的時間是在草原度過的。作為一名漢族女性，孤身一人生活在少數民族社群中，而且這個社群又極其推崇酒文化，一直保留著以酒會友的習慣，要做到入鄉隨俗，贏得大家的幫忙，喝酒是很重要的一關。2006年夏季我第一次下嘎查（村莊），送我下去的三個人都是少數民族，一位是蒙古族，一位是鄂溫克族，還有一位是達斡爾族，而且都是男性。一路上，我極力尋找話題與大家溝通，但是怎麼也激不起大家的談話欲望，有時甚至出現冷場的局麵。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三人的圈子中，我是局外人，很難融進去。中午吃飯時，為了和大家一致，我主動提出與大家一樣，喝白酒。這種方式真奏效，很快，我們可聊的話題多了起來，隨著杯杯酒的進行，我和這三位新結識的少數民族朋友之間的心靈距離在逐漸拉近。後來，我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們在我調研中給予了很多的幫助，並提供了大量的來自一線的資料。
在和鄂溫克牧民一起生活的日子裏，無論從生活習慣還是行為方式上，我都極力忘掉自己的身份，努力將自己變成他們之中的一員。牧民們淩晨三四點鍾起床擠牛奶，我也起來給大家熬奶茶、烙餅，以便讓他們吃上熱乎乎的早飯。他們頂著烈日出去撿幹枯的樹枝，我也一起跟著去，我有嚴重的紫外線過敏這一情況，臉上大片的斑點出現也難以顧及了。為了參加牧民們的集體活動，爭取得到更多小組訪談的機會，我經常坐在顛簸的四輪拖拉機上一走就是幾十公裏，顛得五髒六腑好像都要爆炸。有一次，我跟隨大家去參加婚禮，回來時天色已晚，在沒有月光的夜晚，草原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我隻好拿手機為司機照亮，本來四輪拖拉機已經很顛簸，還要經常緊急刹車，給橫臥在路麵上的奶牛讓路。鄂溫克人在參加集體活動時，一般情況下都穿著民族服裝。我也經常穿著少數民族服裝參加他們的活動，如果不開口講話，很少有人能識別出我是漢族。
白天我和牧民們一起參加勞動，在勞動中與他們進行交談，獲取我渴望得到的資料。中午和晚上時間與大家一起看電視，就著一些話題展開訪談和討論。當深夜牧民們休息的時候，我要整理通過訪談和觀察所獲取的資料，經常是結束工作想要入睡的時候，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在草原調研的日子雖然很艱苦，但是在今天看來，那段生活卻是我感到最充實、最刻骨銘心、最值得珍惜的一段記憶。一位呼倫貝爾市廣播電視局領導、被我尊稱為“校外導師”的朋友說：“作為一名從北京來的女博士，你能深入到最基層進行調研，即使是我們這些一直生活在這裏的人也未必能做得到。如果必須下基層，不到萬不得已，一般的人是不會住在牧民家裏的。你的適應能力和務實的精神讓我欽佩”。說心裏話，和鄂溫克牧民們一起生活，我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適應之處，這可能是源於我深愛草原，有著深深的草原情結的緣故吧。與之相反的是，我從鄂溫克人那裏獲取的東西倒是非常多，除了完成課題所需要的資料，更重要的是他們給予我很多關愛、很多快樂、很多真誠……讓我這顆因久居都市而略顯浮躁和沉重的心重新獲得了安寧與輕鬆。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忘記我即將離開草原、幾家聯合起來為我送行的那頓蒙古包裏的燭光晚宴：上午，孟和騎著摩托車到十多公裏之外的蘇木買回了最好的牛肉、青菜和酒；下午孟和的妻子斯琴和另外幾家的女主人一起剁肉，拌餡，忙於做牛肉蒸餃；晚上，大家聚在賽罕家的蒙古包裏，圍坐成一個圈，中間點燃幾根蠟燭，擺上散發著誘人香味的牛肉蒸餃、自拌的涼菜、海拉爾啤酒與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