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公共領域與公民新聞
一、新媒體對公共領域的重構
1.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在國家這個公共權威的領域與市民社會這個私人領域之間的一個批判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民眾有能力對各種公共問題和國家政策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公共領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來的，之後熊彼得、布魯納和杜威等人又從不同的角度研究過此問題。哈貝馬斯是公共領域理論研究的集大成者。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被公認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當代的黑格爾”。1961年，他完成了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論文中他立足於批判的立場對公共領域的曆史起源、結構、功能做了透徹的分析和展望。
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乎於國家與社會（即國家所不能觸及的私人或民間活動範圍）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它凸顯了公民在政治過程中的互動。哈貝馬斯認為，最早的公共領域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廣場集會，建立在自由發表意見和對話基礎之上。到了17世紀，隨著報刊、雜誌的發展，它逐漸發展為一些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在咖啡館裏的定期沙龍，話題也漸漸從由文學轉向政治，這便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在這裏，公共領域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它作為介於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的一部分，立足於不受公共領域管轄的私人領域，卻又跨越個人和家庭的藩籬，致力於公共事務。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存在的構成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由私人組成的公眾。他們具有獨立人格，能夠在理性基礎上就普遍利益問題展開辯論；(2)擁有自由交流、充分溝通的媒介。因為媒介是信息的載體，決定著信息的流量。單向的非溝通媒體將導致信息的匱乏和意義的缺失，在此基礎上私人的“獨立”與“理性”也就失去了意義；(3)能夠就普遍利益問題自由辯論、充分交流，進行理性批判達成共識，形成公共輿論。
總的說來，公共領域就是政治權力之外，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它不僅使等級製度階梯的下層人們獲得更多的信息接觸，而且通過越來越多的橫向共享信息的傳播和交流削弱權威，而且它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領域，和私人領域相對，其產生的基本前提是國家和社會的分離，一方麵是，公共權力介入私人交往領域，另一方麵是私人交往運用公共權力，從而加速了國家社會化和社會國家化的進程。
公共領域的實現需要一定的載體。“當公眾成為一個國家中的龐大團體，則必然需要以借助某種工具來實現團體內部的信息傳遞和相互影響。而今天，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則承擔了這樣的角色，成為公共領域的載體”。哈貝馬斯把傳媒力量看做是一種新的影響範疇，因為“它既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又統領了公共領域”，“被傳媒力量尤其是大眾傳媒影響和控製的公共領域，既彙聚著無數的個體，同時又起到了組織社會的作用”。
哈貝馬斯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在分析大眾傳媒在構建公共領域重要作用的同時，又十分憂慮媒體公共領域的轉型。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首先是在18世紀初的英國出現的。17世紀末，新聞檢查製度的廢除標誌著公共領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進入報刊，並使報刊變成一種工具，從而把政治決策提交給新的公眾論壇”。這種報刊和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所構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宮廷文化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學公共領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然而，自19世紀的最後20多年以來（以1873年經濟大蕭條為標誌），國家幹預主義漸趨強化，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後，國家幹預社會領域與公共權限向私人組織轉移即社會的國家化和國家的社會化同步進行，這一辯證關係逐漸破壞了公共領域的基礎——國家和社會的分離。隨著國家和社會的漸趨融合所出現的結構轉型，報刊從純粹的新聞報道發展成為文化思想傳播，從意識傳播到商業贏利，媒體的公共品格逐漸讓位於商業廣告，媒體的公共話語空間逐漸喪失。媒體假借公共輿論的外衣傳播偽公共話語的現象成為常態，理想的公共領域也就全盤瓦解了，哈貝馬斯把這種表現稱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