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三環路兩旁的人行道上有一些鐵柱子，以前我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早上有些鐵柱邊上有人，一隻手拿著一張報紙在看。此時北風正烈，會把報紙吹走。吹走了一份，他會從大衣口袋裏拿出另一份。在舊報紙飛走之後，新報紙展開之前，你會看到他的一隻手被銬在柱上的一個鐵環裏。這就是黑鐵公寓的房客，在等上班的班車。我把403的房客帶到過街天橋下，那裏有一根鐵柱子，是銀行的班車站。此時我穿著一件破舊的藍棉大衣，把頭縮在領子裏，從口袋裏掏出一條鐵鏈和一把大鎖來，說道：伸伸手，阿姨。隻要她一伸手，我就可以把鐵鏈從她腋下穿過去，往鐵柱子上一套，把她鎖在這裏，然後我就可以回去睡懶覺——班車司機有開鎖的鑰匙。但是她不伸手，反而把雙臂夾緊說：你陪陪我。我偏過頭來，看著她，用很不討人喜歡的口吻說道：為什麼呀？這座天橋底下是個風口，別的地方刮著五級風，這裏有七級。403的房客跺著腳，把雙手縮在袖口裏，往四下看看，忽然把嘴湊到我耳畔說道：我怕在這裏碰上性騷擾。這倒是個使我不能推托的理由。我往四下看著，看到幾團廢報紙神速地呼呼飛過，沒看到有人經過。現在沒人不等於總沒人，我不好意思就這麼溜掉。
早上六點鍾，黑鐵公寓籠罩在一團黑暗的溫暖裏。雖然這裏總是這麼黑，但人的生物鍾還在起作用，所有的房間裏沒有一絲聲音，大家都在睡著。我睡在走廊的行軍床上，被一陣刺耳的鬧鍾聲吵醒，然後一盞雪亮的泛光燈直射我的麵門。我像蝙蝠、像貓頭鷹一樣，討厭這種突如其來的白光。403室的房客在白光下起身，脫下身上的睡袍，在衛生間裏出出進進。我和她說過，換個紅色的暗室燈就不會這麼晃人。但她瞪著我看了好半天，然後說道：紅燈怎麼成？我要化妝。我要去上班，不化妝怎麼成？我無話可說，隻能眯著眼睛看她出出進進。她的樣子當然無可挑剔，否則也不能在銀行裏做事。但我總覺得她小腹那裏黑蓬蓬的一片，像生了一個大黑痣——起碼那地方就難看得很。後來在馬路邊上，我心裏一直想著那個大黑痣，對她的種種暗示就無動於衷——她在我身邊不停地跳著腳，說道：冷啊，冷。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希望我把這件藍色的破大衣解開，讓她鑽進來。但我不肯這麼做：我不願擔上性騷擾的惡名。
早上七點鍾，灰白色的街道變成了淡藍色，路邊樓房的牆壁出現了紅色的光斑。這個紅藍兩色的世界隻有一個寓意，那就是冷。我從橋底下探出頭去，看到天空明亮，空氣透明。風在割我的臉。403室的房客轉過身去躲避迎麵來的風，她忽然叫道：你看。我轉頭看去，見到一個小個子，身穿一件破舊的軍棉襖，雙手揣在袖子裏，從橋邊走過。我沒看到他的臉，隻看到那一頭亂發像板刷一樣豎著。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看來小時缺鈣給了他一雙O形腿。我想他是一個四川來北京打工的民工。開頭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麼，後來想起了她說自己常在等車時遇到性騷擾——這就是她說的騷擾者吧。我在心裏冷笑了一下說：別扯淡了，人家會騷擾你嗎？
我表哥常常關照我說，要尊重房客。起初我覺得這種叮囑是多此一舉：我自己將來也是房客，我會不尊重自己嗎？但後來發現這不是多此一舉，在天橋底下403喋喋不休時，要不是想起了表哥的叮囑，我早就出言頂撞了。她說到銀行裏的種種好處，不但發工資，還發東西：香水、唇膏、山美子牌的內衣（看來她穿在裏麵的就是山美子了，樣子是有點怪，但她不說我是看不出來的），還發香煙，我表哥抽的駱駝牌香煙就是她們那裏發的。這種煙是用土耳其煙草手卷的——我說我表哥這兩天怎麼滿身的雞屎味兒，原來是她禍害的。我不喜歡聽到這些事，這可能是因為銀行不雇數學家。
但我也不是冷酷無情之輩：聽到她說話聲發抖，我幾次想把大衣脫下來替她披上，但馬上又變了主意——她又說到那家銀行是外資的，有不少外籍職員，也許有天嫁個外國人，就可以出國，不住公寓了。我不喜歡聽到這些話，也許是因為我是個男人，不做變性手術沒人肯娶我。到後來，我聽到她牙齒在打架，已經在解大衣的紐扣，但這時班車開來了，這個善舉就沒有做成。班車緊貼著馬路牙子停下，前門打開，戴太陽鏡的司機低頭看看外麵，說道：啊哈，有人送啊。403馬上就振作起來，一麵往班車上爬，一麵說道：可不是嗎，我們管理員的表弟，在我們這裏打工——那輛班車方頭方腦，所有的窗口都釘了鐵條，叫人想起了運生豬的車——在車門關上之前，她對我說：晚上早點來接我，別忘了。我答應了一聲，心裏卻在想：我要是能把這事忘了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