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到如果說中國預防艾滋病有什麼重大的不足之處的話，那就是沒有同性戀團體，沒有有實際經驗的宣傳教育人員。我曾問過一個澳洲男同性戀者，如何自我保護。他的原則是不suck（吮——作者注）一個陌生人。他說自己喜歡擁抱、接吻之類，並說從來不接受fuck（插入——作者注）。由於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的人數超過一千人，我想從理論上，這些原則或許可以稱為安全措施。當然，目前沒有有關接吻絕對不感染的報告，該澳洲基佬也沒有正麵回答我他的檢測結果是否陰性，我想這種安全也隻算是不安全中的安全吧。通常回答自己的血液測試結果是很難的，因此提問人就顯得有些弱智，因為這沒有意義。我的意思是說，即便是自己知道是陽性，會道德高尚得放棄所有享樂的機會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高的道德水準。
有些中國同性戀者對得病的可能采取了理性的態度。一位年輕的、文化水平較高的調查對象說：總的來講，中國大陸艾滋病還談不上流行，人們有理由忽視它，至少不必過份重視它。從我個人的有限觀察來說，我相信同性戀在中國人群中的比率最多是1%，因為中國社會太善長壓抑了。到社會上來走動的人就更少了，在加上這些人非常pichy（挑剔——作者注），相互感染艾滋的機率相應是很低的。我知道很多同性戀者對艾滋病抱有一種敵意，拒絕將艾滋與自己聯係起來，可我不同意。
艾滋的威脅就擺在那裏，像是隻地雷，你遲早會踩上去，或是你的朋友、熟人踩上去。我可不想當隻駝鳥。像我這樣年齡的一族，不想到艾滋是不可能的。從我開始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時，艾滋就同時進到了腦瓜裏了。辛格有一句名言：人的大腦是魔鬼的作坊。可笑的是，很多性活動頻繁的人腦子單純潔淨，倒是我這種懦夫樂意打開大門把鬼請進來胡鬧。有時我也特矛盾，確實不應該把自己同艾滋聯係在一塊，就像不必每回到街角小飯館吃飯總擔心別撞上了什麼甲肝乙肝之類，這樣的生活會毫無樂趣可言；可我又覺得不考慮艾滋也似不妥，畢竟我們還有點理智吧。個人賭一賭倒沒什麼，如果社會整體上不把艾滋放在眼裏至少是有些瘋狂。
我們試探過調查對象對國家艾滋病監測中心對他們作血清監測的態度，他們大都拒絕做，原因是認為中國查到這種病一定會關起來，受不人道的待遇。用一位調查對象的話說：寧願不知道，也不想去查血。許多人害怕自己有病不敢化驗，寧肯病了不知道也不想去驗血。因為要是真得了病，知道也是死，不知道也是死，不如不知道。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又咳嗽又拉肚又發燒，病得不合醫理，就懷疑是艾滋病，可他說，要是得了這個病就自殺，絕不去化驗。我朋友說，總有一天會把大家抓去抽血化驗，那時就自殺。他有一句口頭禪：丟死人了。他總愛說：丟死人了。
我國同性戀者這種害怕看病甚於害怕得病的態度難免會為包括艾滋病在內的性傳播疾病的泛濫埋下可怕的伏筆。由此看來，如果真要搞血清監測以防性病蔓延，從整個社會的健康與安全出發，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同性戀者的法律地位問題。因為隻要警方還在抓捕這些人，他們就絕對不會自願來作體檢，也絕不可能找到這些人；隻有合法化和公開化之後，他們才有可能自願接受檢查。
這是一個兩難命題，立法者隻能正視它，無法回避。如果明確規定為非法，則這批人必定轉入地下，多麼強大的警力也是捉不勝捉的——總有絕大部分人抓不到——從而使艾滋病在這群人中的防治隻能依靠僥幸（但願不會有太大規模的流行）；如果規定合法，則這批人有可能接受血清監測，從而達到防止艾滋病在這群人中蔓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