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表達愛國熱情
愛國主義是對祖國最純潔、最高尚、最神聖的感情。愛國是一種尊嚴，更是一種信念。麵對一些涉及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的問題，用一定形式做出理性的表達是愛國熱情的具體體現。近幾年，日本右翼勢力多次通過修改教科書來篡改曆史，激起了曾深受戰爭戕害的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義憤。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日本右翼還有如此劣行，是有著十分複雜的曆史、文化傳統與現實原因的。它既與日本對戰爭缺乏深刻反思有關，也與亞洲地緣政治格局近年來的變化，特別是某些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持有錯誤看法有關，而那個超級大國的亞洲戰略又一直在影響著日本對待曆史、對待中國的態度。這些不同層次的原因交織在一起，使日本出現了右傾化的思潮。
在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遭受傷害之際，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愛國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在表達義憤的時候，不應超越法律。采取一些有違法製的行動不僅無助於揭露日本右翼的真實麵目，反而會授人以柄，甚至傷害一些真心與中國友好的朋友。從最近國外一些媒體的報道看，他們關注中日關係的變化，很關注中國人能不能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能不能用堅定的態度與高度的智慧處理好這個問題。否則，就可能給日本右翼攻擊中國和平發展提供口實，也會損害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有著一定的社會基礎。改變這一基礎並不容易，需要做出長期而艱苦的努力。在這方麵，我們中國人也有著許多親身的體會。當年那些經過撫順日本戰犯管理所教育的日本軍官最後有不少都成為堅定的反戰者，日本一些年輕人就是因為受了他們的影響而站在了當前反對右翼的第一線。中國人民通過對日本戰犯的改造，展示出了巨大的理性的力量。
愛國的熱情還要體現在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上。目前中日之間經貿往來頻繁，貿易額很大，日本的許多品牌在中國已是家喻戶曉，而中國製造的產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不可或缺。雙方的經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後無論是在經貿還是在文化等許多方麵，中日之間的聯係將更加緊密是大勢所趨。因此，友好相處、合作雙贏，是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
要促使日本能夠以史為鑒，隻靠宣泄憤怒的情感是不夠的，還需要我們促進更廣泛的交流。中日民間交流的層次不斷加深和擴大，就會為促使日方做出深刻的反省創造條件。當年法、德兩國人民能夠消除隔閡，與德國政府的道歉與反思有關，也與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與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麵和多層次的交流，特別是民眾之間的深入交往有很大關係，後者更是增加雙方互信的基礎。從歐洲的經驗看，我們通過更為廣泛的交流，能夠讓日本人民更多地理解中國和平發展的意義，讓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更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右翼的真實麵目和危害，從而有利於營造讓右翼難以生存的國際輿論環境。
在日本出現右傾化思潮的時候，理性地對待中日關係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正因為不容易，才越能顯示出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一個走向強大的中國不隻是經濟的逐漸強大，更應該顯示出精神力量的強大。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應該從我們每一位公民的身上體現出來。
凱拉的悲劇會重演嗎？
凱拉從樓上跳下去的時候，內心一定充滿了絕望。這個12歲的德國孩子，在1947年的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毒死了父親之後，從殘破不堪的高樓上跳了下去。這是電影《德意誌零年》最後的鏡頭。
想起這部多年前看過的影片，是因為在網上讀到一位日本網友的留言。筆者曾寫過一篇小文《日本缺少什麼樣的反思》，文章被譯成日文在人民網日文版上登出，日本網友的跟帖有數百條之多。其中一位這樣寫道：“作者的意見我想在日本年輕人當中是很難獲得共鳴的。我今年31歲，小學初中除了教科書之外，其他的教育都來自於社會科的老師。對於南京大屠殺、勞工、慰安婦等問題，隻是毫無感情地教給你曆史上有這個事情，而不涉及對和錯。但在日本人的感情中，二戰的曆史教育隻有原子彈受害國的概念。基於這種單方麵的理解是無法進行溝通的，也不會有反省和和解。特別是處於新老年代更替的現在，問題更加複雜。”
對於日本右翼篡改曆史教科書，中國媒體的報道不少。但這位網友提出“新老年代更替，問題更加複雜”，顯然涉及到了曆史教育的責任問題。從二戰開始至今的60多年裏，至少應該有三代人。而最關鍵的一代就是像凱拉這樣承前啟後的“中間代”。《德意誌零年》攝於1947年，這部影片的成功就在於它真實地表現了“中間代”麵對的殘酷現實。新現實主義派大師羅西裏尼執導的這部影片，完全在真實場景中拍攝。影片中的柏林廢墟連著廢墟，350萬人生活在貧困與饑餓之中。凱拉一家四口，父親患病臥床，哥哥因當過納粹，不願自首，躲在家裏，姐姐則淪為娼妓。凱拉為了養家糊口，到處找活，甚至做過掘墓人。一位地下推銷法西斯宣傳品的老師要凱拉去賣希特勒演講的唱片，不知不覺中凱拉就接受了納粹思想的蠱惑。當父親勸說哥哥去自首，他竟毒死父親。在目視父親的遺體被收屍車拉走後，他緊閉雙眼，跳樓自殺。
《德意誌零年》可算是戰後最早的涉及反思的文藝作品之一，這部影片至今仍常常被提及。筆者在網上看到的最新的一篇評論說，凱拉的悲劇引發出一串串疑問：是什麼讓一個孩子變得如此瘋狂？德國人還是不是人類的一員？法西斯主義僅僅隻是道德的失誤嗎？反思就是這樣開始的。片名本身就象征著德意誌民族在現實與精神的雙重壓力下重新起步。凱拉選擇了自殺，但是他的更多的同齡人，像前總理施羅德、科爾一樣，勇敢地擔負起了曆史的責任。當父輩們漸漸從曆史中淡出，這一代人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他們的後代，向歐洲和世界表明：凱拉的悲劇不再會重演。他們走出了凱拉沒有能夠走出的心理陰影。有了這代人的反思，德國才會成為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動力，才會有更多的波蘭人、法國人、荷蘭人……願意與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集體承擔共同的記憶”。
戰後德國的曆史告訴我們，像施羅德這樣的“中間代”為父輩的罪責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同樣也用自己的責任感教育了後輩。對照德國，我們對日本的“中間代”會有更為深刻的了解。日本前首相小泉內閣的成員也大都是在戰爭結束前後出生的，平均年齡接近57歲，但與同時代的德國人不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麵對曆史的責任，都選擇了逃避。正是由於他們的逃避，新一代日本人才不得不麵對更加沉重的曆史負擔，才會越來越多地遇到那位日本網友所提到的“更加複雜的問題”。這一切也加重了亞洲人民的擔憂：凱拉的悲劇會在日本重演嗎？
麵對奧斯威辛的抉擇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在倉庫裏，士兵們發現了成堆成堆的人發。檢驗表明，這些頭發中含有大量的毒劑。二戰大屠殺最悲慘的一幕就這樣揭開了。二戰結束6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遠在波蘭建有毒氣室的集中營早已經超越了地名的含義。奧斯威辛是20世紀種族滅絕主義的象征和人類對二戰反思的標誌。在曆史學、哲學、宗教學和諸多社會學科裏，它已經成了一個學術名詞，意指人類對曆史苦難和人性的重新認識。
在歐洲常駐期間，筆者曾查閱過德國中小學的教科書和輔助教材，那裏麵選載了不少納粹文件，並有詳細介紹，比如1935年通過的種族歧視的法律、一些集中營裏的規定、納粹首領格林、戈培爾的講話等。德國朋友告訴我，老師在讓學生閱讀這些原始文件後往往會要求學生做出自己的判斷和分析，剖析法西斯的思想基礎，引導學生把自己放進曆史中去反思。老師不僅是在幫助學生認識這段曆史，知道什麼對、什麼錯、為什麼會錯，更是在培養他們反對錯誤的良心和勇氣，培養他們對人類與和平的愛心。
英國作家布魯馬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位德國老教師總是一付很威嚴的樣子，看上去很難相處。有一天，有些孩子問起他有關“第三帝國”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來。他說：“我們看到了牆上貼著那些要殺盡猶太人的口號標語，卻無動於衷。我們都是有罪的。”德國人就是以這樣的反思精神來看待那場大屠殺的。他們對戰犯的審判始終沒有停止。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刑法研究所的資料表明，戰後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德國（包括東、西德時期）共進行了900多次對納粹分子的審判。每有線索，檢察機構就鍥而不舍地追查，發現一個，處理一個。審判往往采取公開方式，那不僅是為了懲罰過去，更是為了警示未來。在清算納粹罪惡這件事上，德國人不僅表現了與納粹決裂的勇氣，同時也放下了包袱，因此他們可以更加輕鬆地去麵對未來，擔負起“歐洲一體化火車頭”的重任。
在紀念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之際，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東方的奧斯威辛——南京大屠殺。人們常說，曆史是一麵鏡子。當奧斯威辛成為對二戰反思的標誌時，日本人又是怎樣看待這段曆史的呢？從日本政要近年來多次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從某些日本學者有意歪曲曆史，我們不難看清日本人對二戰的反思缺少了什麼。布魯馬曾講述過這樣一件事，十多年前，他在柏林街頭看到一則心理學講座的通知，主題與反思大屠殺有關。他原以為這樣的講座可能不會有太多的聽眾，但沒有想到，當他走進大廳時，整個大廳已經座無虛席，且大多是年輕人。後來又去過日本的布魯馬頗為感慨地說，在東京，你絕對不可能看到這樣的場麵。德國人認為，對曆史的反思是在尋回失落了的德國民族精神。而日本人恰恰相反。有位日本學者竟對一個德國專家說，德國人如果總是為自己過去的罪行而內疚，就會因此而失去了德國人民族精神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