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爺是怎樣按“救生不救死”的原則枉法行事的呢？例如，弟殺兄，係卑幼殺尊長，按律弟應處以死刑，但如果師爺將弟殺兄改為兄殺弟，就變成了尊長殺卑幼，兄隻須處以斬監侯，於是就有可能緩決不死。對於“救生不救死，”造成的弊端，曾任清代甘肅布政使的張集馨感觸極深，他憤慨地批評道：“‘救生不救死’之說，乃劣幕邪說，最足造孽。凶徒漏網，死者含冤，獷悍之夫，益無忌憚，曲法循之，獨不念死者之冤耶！”（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救生不救死”的危害，不僅在於使殺人凶犯得到寬宥，使死者蒙受冤屈，還在於使其他歹徒愈加無所顧及，膽大妄為；清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三》中通過講一個故事，嘲諷和批評了師爺辦案時所持的“救生不救死”的原則。故事說：有個姓餘的刑名師爺，作幕40多年，自信“存心忠厚，不敢妄殺一人”，但病危時卻夢見許多寃鬼“浴血”立於床前，對他說：“你隻知刻酷能積怨，不知你的‘忠厚’也能積怨。你想想，受害者慘被人戕，孤魂飲泣，銜恨九泉，隻盼著凶手就誅，一申積怨；而你隻看到凶犯可憫，卻不見受害者可悲，你刀筆舞文，為凶犯曲相開脫，遂使凶犯漏網，而白骨沉冤；你設身處地想想，如果是你自己無辜受戮，而你死後的魂魄又知道有人在判決時將重傷改為輕傷，傷多改為傷少，理曲改為理直，有心改為無心，由此使你切齒痛恨的仇人逍遙法外，你能不怨憤嗎？所以，你做的那些‘救生不救死’的事，能說是積陰功嗎？我們這些冤死者不恨你又恨誰！”餘師爺聽完冤鬼們的一席話，又驚又怕，猛然驚醒，連聲自責道：“我錯了，我錯了！”說完就死了。故事中的冤鬼們的話，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救生不救死”之說的危害，控訴了此說給受害者造成的冤屈，譏刺了師爺們的所謂“忠厚”。他們的話，實際代表了生活中無數受害者的心聲，是對“救生不救死”的辦案原則的正義的聲討！
“救官不救民”，是說師爺在遇到被判刑的百姓不服原判而上訴時，如果按實際案情推翻原判，公正判決，原審官說不定就要因誤判被懲處，如果不推翻原判，雖然被判刑的百姓冤不能申，但最重也不至於死，故寧可維持原判。至於原判是否鍺誤，那就不加考慮了。
“救大不救小”，是說官員犯了罪，寧救大官不救小官。因為同樣的罪，官越太處罰越重，而且牽涉麵越大；若罪由小官承擔，則責任輕，處罰也輕，牽涉麵也小。至於小官是否有罪該受處罰，那就不管了。
“救舊不救新”，是說舊官雖然錢糧等帳目不清，但已解任，即使追究，恐怕他也償還不了，而新官剛上任，來日方長，強壓他分攤一些欠負，他還是可以接受的。至於這個新官是否經受得起，那就不管了。
這“四救原則”顯然都不是秉公辦案，不是按法律辦案，而是站在凶犯、官、大官、舊官的立場上枉法辦案。師爺們明知其中有錯、有冤、有應懲辦的惡人，但卻硬要如此辦案，結果隻能造成錯不得糾，冤不得申，惡人得不到懲辦。這“四救原則”，有著無窮的危害！
（3）關於奸案的謬論
師爺辦案，有不少荒謬的理論。師爺王又槐雖然在《辦案要略》中提出過不少正確的辦案主張，但在奸案問題上，卻有不少荒謬的說法。比如對於強奸罪的認定。王又槐把奸案分為“強奸”、“和奸”（通奸）和介於二者之間的所謂以強合，以和成三種。他認為，婦女必須有顯著拒奸的情狀，甚至因強奸不從被殺或自盡，實施強奸的男子才能定為強奸罪，而婦女也隻有因當時寧死不從或事後自盡才算是貞烈。如果婦女被強好而無法拒免，隻得含恥忍辱，王又槐便認為這是“以強合，以和成”，不能定男子為強奸罪。他寫道：“若（男子）以刀槍禁嚇，手足架壓，（婦女）畏而不言，忍而成奸，膚體毫無損傷，過後不尋自盡者，仍是以強合，以和成，非強論也。”
“以強合，以和成”，就是說婦女被強奸時由反抗轉為聽從續奸，便是由強奸變成和奸（通奸）；“非強論”即不以強奸論。
這是多麼荒謬的說法。對於受害婦女，這種說法苛刻到了極點，對於罪犯，這種說法又寬厚到了極點。婦女受到強奸，還要背上“和奸”的惡名，其身心所受的摧殘是多麼巨大。這種說法，實質上是為強奸犯開脫罪責，助長了社會上的實施強奸的淫惡風氣。王又槐對於奸案的分析，還有其他一些荒謬的說法。如說：“婦女孤行無伴，多非貞節。”（同上）這話很像阿Q的名言“一個女人在外麵走，一定想引誘男人。”以此立論，並作為斷案依據，不是很容易把本為受害者的婦女，說成是與男人和奸嗎？
（4）假案情、假口供的獲取
有不少惡師爺在辦案時，為了套用某一律條文，以達到符合自己意願的判案結果，不惜偽造案情，刪改或偽造案犯的口供，甚至動用酷刑逼供，結果造成很多冤案。
在清代有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中，參與辦案的當過多年刑名師爺的章綸香起了極壞的作用，是這起冤案的重要製造者。在此案中，章綸香出主意並幫助縣令劉錫彤偽造了楊乃武買砒霜殺死葛品蓮（小白菜之夫）的假案情。為了製造這一假案情，章綸香對藥鋪老板說：“此案隻等你一句話，即可結案。”然後詳細教給了老板如何敘述楊乃武來店中買砒霜的假情節。藥鋪老板做此偽證後，劉錫彤立即據此斷為謀殺係夫案，府衙複審時因“證據確鑿”，也無異議，因此葛畢氏：（小白菜）被判為“淩遲處死”，楊乃武被判為“斬立決”。若不是後來冤案被澄清，楊乃武與小白菜早已成了刀下之鬼。還有一件案子，因為師爺製造了假案情，案犯被加重處罰，處以淩遲極刑：湖南某縣有一奸夫殺死本夫後，奸婦因害怕便到縣衙自首了。按照律例，奸婦自首，可以不處以淩遲。但此縣的刑名師爺為了使主官免去所謂“失察之咎”，便偽造了奸婦是被“汸拿”而得的案情。結果，奸婦被淩遲處死。
清初順治年間，有個叫韓曉的刑名師爺，瀏覽了很多案牘後說：今人辦案，刪改原供，是“罔民”（陷害百姓）也。由此可知，清初師爺辦案，已有刪改口供之習，此習曾給老百姓造成過不小危害。清末，在反清革命誌士秋瑾受審被殺的過程中，辦案的師爺動用酷刑，偽造口供，更是起了極壞的作用。秋瑾被捕以後，紹興知府貴福命山陰知縣李鍾嶽審訊，秋瑾堅不吐供，隻寫了“秋風秋雨愁煞人”7字。貴福因李鍾嶽不肯用刑，又改派了一個姓餘的師爺嚴訊，餘師爺動用酷刑，反複折磨，但秋瑾仍不吐供。餘師爺等無計可施，便偽造了口供強行讓秋瑾按指印結案。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記述這段史實時寫道：“（秋瑾）口供則由貴福使幕友為之。”由於師爺經常幫助主官刑訊逼供，所以清代以來的小說對此也有反映。《如此官場》第十五回寫到刑名師爺宋錦詩親自畫了“八大錘”、“滾釘板”兩件殘酷刑具的圖樣，並交由木匠造好，以備所謂“鬧礦匪人熬刑不認”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