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通常被稱作金色的勝利之秋，人們噙著淚花迎接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時刻到來。隨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麵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學同樣沐浴在思想解放的陽光之中。這一時期的文學，結束了一元化的嚴格規範局麵，從而進入寬廣的創造天地，迎來了一個多元發展的“後毛澤東時期”的文學時代。
第一節 向激進的文藝理論發起挑戰
在“文革”前十七年，盡管搞了那麼多擴大化的階級鬥爭，當時的文藝隊伍甚至被認為“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但還沒有人敢全盤否定“十七年”文學藝術取得的成績，認為是“黑線”在專政。可自從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後，“文藝黑線專政論”隨著“座談會紀要”的公布便流行開了。“文藝黑線專政”論一經炮製出，便猶如一股狂風鋪天蓋地而來，使整個文藝界遭受到一場空前的浩劫。
“四人幫”倒台後，廣大文藝工作者揚眉吐氣，對“文藝黑線專政”論作了嚴肅的批判和清算。1977年歲末，飽受文化專政之苦、久別重逢的100多位文藝界人士聚集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在郭沫若、茅盾、周揚帶領下旗幟鮮明地揭批了“文藝黑線專政”論。《人民文學》從同年第12期起，開辟了《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專欄，發表了老作家嚴文井、秦牧、峻青、草明的文章。從此，全國文藝界掀起了揭批“文藝黑線專政”論、為30年代優秀作品恢複名譽的熱潮。大量的文章以充分的事實證明，30年代文藝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決不容一筆抹殺。盡管在前進中它有過失誤，但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文化激進派將“30年代文藝”全盤否定，其目的是打擊和陷害田漢、夏衍、陽翰笙等一大批老作家，為他們的“空白”論和“新紀元”論張目。但限於曆史條件，限於“兩個凡是”觀點的影響，當時的批判隻是政治聲討，而非文藝爭鳴。一些人心有餘悸，更多的人嚴重失語，以至在批文化激進派時有人還與“四人幫”比高低：“‘寫真實論’我們早在反右時就批過了！”這種爭功的做法現在看來好笑，但當時卻是理直氣壯、不容分辯的。
1978年夏季，中國文聯於5月底6月初在京召開了三屆三次全委擴大會，這是具有曆史意義的撥亂反正的盛會。會議進一步清算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對“四人幫”推行的“文藝憲法”即“三突出”論、“根本任務”論、“題材決定”論、“主題先行”論、“反寫真實”論、“徹底掃蕩遺產”等一係列謬論，也開始予以揭露和批判。鑒於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未完全推翻，因而人們在批判時還難免在觀望、徘徊，以至出現了這樣的奇談怪論：文藝界雖然沒有“黑線專政”，但“文藝黑線還是有的”。有的則仍然全部肯定“十七年”出現的所謂“五大戰役”。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的周揚，在批“四人幫”時，使用的仍是文化激進派的腔調：“‘四人幫’否定十七年，是和胡風、右派、蘇修等敵人的誣蔑一致的。”隻有到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全麵展開後，憤怒的政治聲討才不再出現鎖鏈的丁當聲，“文藝黑線專政論”才被徹底推倒.尤其應提到的是1978年10月31日《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座談會，在理論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大討論。《文藝報》也開辟了“堅持實踐第一，發揚藝術民主”的專欄。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圍繞著“社會主義文化民主問題”，批判“文革”時流行的“現代神學”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專製。他強調文藝接受的主體應是人民，而不是個別擁有權力的高官。費振剛則反對依靠政治權勢強行幹預文藝的暴力作風，強調要把文藝真正交回群眾手中。根據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要求，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總政治部的請示，撤銷1966年2月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以後，所謂“黑八論”重新得到了正確的評價，恢複了它們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應有的地位；同時，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得到了平反，成為“重放的鮮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深入討論，文藝界對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文藝與真實性和現實主義等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這一討論的重大成果是否定了“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的說法。1979年10月底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辭。他在《祝辭》中總結了30年來的文藝問題的經驗教訓，批評了那種行政命令、橫加幹涉的衙門作風，指出文藝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麼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求得解決”，而各級領導部門對此“不必橫加幹涉”。周揚所作的《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的報告，在談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時，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亦有修正。後來，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明確提出放棄“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接著，《人民日報》發表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為社會主義服務”與“為政治服務”雖然有同質的一麵，但畢竟不像過去那樣簡單化了。文藝與政治關係這一鬆動，引起人們對“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質疑，希望以更科學的標準取而代之。所有這些均說明，過去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提法，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作家的心靈了。
平心而論，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反“左”的努力並不是在70年代末才有的。在“文革”前，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對文藝界的左傾勢力作過不同程度的批判，或日對庸俗社會學作過勇敢的衝擊，但卻屢戰屢敗。1957年秦兆陽在《〈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中試圖淡化“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結果受到批判；1962年，周恩來、陳毅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上力圖糾“左”，後又製定了《文藝八條》，把“為工農兵服務”修正為“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結果失敗了。類似的努力還有一些，無不以碰得頭破血流告終，直到第四次文代會以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反“從屬論”、“工具論”才第一次獲得成功。這對我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無疑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