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１９９５年，發表於《新聞與傳播研究》１９９６年１期。
《聖經·創世紀》雲：天下人的口音、言語，原來都是一樣的。有一天他們開始建造一座通天的塔。耶和華感到了對他的威脅，他們能夠做這樣的事，以後就沒有做不成的事了。於是，“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世界上眾多的語言和更多的方言也許是“上帝”造成的，但是在當今的信息時代，人們正在超越語言的障礙，實現相互的溝通和理解，世界變小了。人們發現，整個人類的思維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語種之中存在著原生的共通性，理解並掌握了這種共通性，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可能的和現實的。而通往當代巴別塔的階梯，即是符號學（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當代符號學學派林立，其中較通行的理論係統有四大家，即美國的皮爾士（Ｃｈ．Ｐｅｉｒｃｈ）、瑞士的索緒爾（ｄｅＦ．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法國的格雷馬斯（Ａ．Ｇｒｅｉｍａｓ）和意大利的艾柯（Ｕ．Eｃｏ）所代表的理論係統。１９８０年以來，我國翻譯出版了幾十種符號學著作，其中包括索緒爾的代表作《普通語言學教程》和艾柯的代表作《符號學理論》。而出現國人自己的符號學專著，則是近幾年的事情。其中我覺得較有分量的是以下三部：《理論符號學導論》，作者李幼蒸是我國符號學的大家之一；《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作者董小英是一位中年女博士；《超越語言——文學言語學芻議》，作者魯樞元是我國文藝心理學的大家之一。
恐怕沒有什麼問題能夠像符號或記號（ｓｉｇｎ）問題那樣，對人類與文明、人的生命意識之流最為複雜又最為基本的了，因為符號作為語言、非語言和思想的表達單元，代表著人類精神構造和物質構造的基本元素。每當人的思想發生嚴重困擾的時候，就會產生對符號及其意義的熱情。西方的思想史且不談，中國曆史上儒家的正名說，惠施、公孫龍的名辨學，墨家的邏輯學，道家的無為說，歐陽建和王弼言意關係的論辯等等，都是例證。
１９７９年我國恢複新聞學研究之初，人們不約而同地認真討論起“什麼是新聞”這個顯得十分簡單的問題，原因亦在於此，隻是當時恐怕很少有人想過這種現象也屬於符號學的研究領域。
１９８２年，美國傳播學的集大成者韋·施拉姆訪華，帶來了一本由他的學生餘也魯譯述的他的著作《傳媒、信息與人——傳學概論》，書後所附的參考書目中，包括約３０種符號學著作，但引介者們沒有注意到它們。１９８５年，在複旦大學新聞係召開的一次學術會上，居延安提交的大百科全書詞條“傳播學”初稿，把傳播學的方法論基礎歸結為“四論”，即控製論、信息論、係統論和象征互動論。後者即是符號學中的一種較為係統的理論。這可能是國內最早談到符號學與傳播學的關係。可是，近年國內發表的傳播學論文中，仍然很少見到論證傳播中的符號及其意義的文章，人們注重的是較為實際的傳播效果和各種勸服受眾的理論，傳播學研究者對符號學的了解也大多限於皮毛。
我們常把信息傳播的曆史分為口頭傳播、書寫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多媒體傳播等幾個階段，並且理所當然地把最新的階段炒得最熱。但是，每兩個發展階段的關係並不是新的替代舊的，而是在原有的傳播形式上疊加上一種更先進的傳播技術。最基礎的口頭語言傳播和非語言傳播，始終是一切信息傳播的基礎。我們經常講的“傳播學”，主要是大眾傳播學，細說起來，隻限於研究報紙、廣播、電視這三種媒介，而這三種媒介傳播的內容，卻幾乎容納了社會信息傳播的所有形式，包括自然科學的、文學藝術的、政治法律的、口頭的和書麵的、語言的和非語言的等等。如果我們的研究沒有建立在對各種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同時又缺乏對新聞傳播（對符號學來說，這是一種較為簡單的信息傳播形式）以外各種社會傳播形式特點的深刻理解，傳播學本身的發展將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