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值得讚賞的，且是社會非常需要的計劃。“時間銀行”在2000年開創伊始，就有18000人加入這一誌願者行列。如果想讓更多的民眾參與到這些計劃中來，以便形成一種公共精神文化，那麼，這些計劃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尤其是政府的推動作用。
我們在本書中也提出了一些在全國範圍內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發展的建議。一些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已經對鼓勵其民眾廣泛參與共同體和市民生活的計劃提供資助。例如，英國在上世紀70年代開展了“好鄰居運動”；在80年代推行了“有所作為計劃”；在90年代，新勞工黨提出了“奉獻的年代”的口號等。
與此同時，作為現行民主管理體製的組成部分，我們要把一般的促進計劃與特定的政策目標結合起來。例如，作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的一種途徑，自上世紀的80年代以來，英國政府、警方以及其他部門聯合開展了“鄰居相互監管計劃”，成千上萬的民眾參與到這項計劃中來，並獲得了顯著的成效。這是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措施，而且，事實證明是成功的。
推進一種公共精神文化發展的意義，以及它在地方共同體重建過程中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應該是顯而易見的。西方民主國家也日漸意識到，需要提倡在本書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概念和建議。在英國，新勞工黨政府十分重視地方共同體的建設問題。在美國，克林頓總統非常強調誌願者行動的重要性，他曾召集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其中包括科林·鮑威爾、前總統喬治·布什、吉米·卡特和傑拉爾德·福特等人——來尋求推動這項工作發展的途徑。小布什總統在2002年的國會演講中，也談到希望能夠繼續貫徹由克林頓倡導的誌願者發展計劃；他還建議誌願者人數要增加20萬，並對“美國特種部隊”的誌願者計劃增加50%的經費。最為重要的是：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一致支持這樣的計劃。
在英國，不同黨派之間對這方麵的問題，似乎都能夠達成一致的共識。英國內政大臣戴維·布倫基特（David Blunkett）指出：“誌願者行動計劃是創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社會的一項基本任務。”這標誌著英國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的思路上，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同於“老勞工黨”時期那種比較專製的方法。與此同時，保守黨在對待這方麵事務的態度上，似乎也有別於先前的撒切爾主義政策。例如，影子內政大臣奧利弗·賴特溫（Oliver Letwin）就強調了建立一個“鄰裏一般友好的社會”的重要性。
但實際上，在發達工業化國家推進一種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是一項異常艱難的事業，其前景也是難以預料。如我們在前麵所討論的，當前時期的主要發展進程會與我們所倡導的行為方式相抵觸。一種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還取決於不同國家各自不同的條件和環境，諸如民族文化的特點、政治製度的類型、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係等，都是不可忽視的製約因素。簡單地說，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推進一種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
至此，書稿總算完成，我終於有時間去為地方共同體從事一些弘揚公共精神文化的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