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裏士多德還認為：盡管我們的感覺器官是與生俱來的，但諸如正義感和節製性等德行必須通過實踐活動而習得或獲取，猶如人們必須通過學習與訓練而成為建築師或器樂演奏者一樣。至於我們會成為優秀的還是劣等的建築師或器樂演奏者，成為正義的還是邪惡的人，這就“取決於我們在對待他人時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亞裏士多德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其有關的思想：“什麼樣的品性決定什麼樣的行為。”我們在本書中所強調的是：一種更具公共精神的思考方式，對於我們能夠體現賦予公共精神的行為是必不可少的。
現在，讓我們回到剛才所討論的幸福的第二種構成——夥伴關係或友誼。我們為什麼要把它看作是幸福的構成呢？在亞裏士多德看來，與人保持友誼或友情關係是一種美德，也是幸福生活的一種基本構成。正如他在《尼可馬克倫理學》一書中所指出的：“沒有人願意選擇沒有朋友的生活，哪怕他擁有了其他所有的財富。”快樂的生活不能缺少友情：“快樂的人需要朋友。”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我們要珍視與他人之間的友情關係；倘若沒有這些友情關係與情感體驗，那麼，我們的存在是不完整的。特別是，他把真摯的友情關係看作是構成古希臘理想城邦國家市民關係的基礎。因此，這不單純是兩個人之間的普通的友誼關係。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每一個市民都不是單純地歸屬於他自己，而是從屬於與他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國家的組成部分。他說：任何市民以為他僅僅從屬於他自己，這顯然是錯誤的；他必須認識到：所有的市民都從屬於國家，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的組成部分；每一個人的責任必然成為整個國家義務的一部分。
這是亞裏士多德的學說所論及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也駁斥了有人認為亞裏士多德有關人類幸福的概念是把個人自身的幸福放在首位而幾乎無需顧忌他人命運的看法。亞裏士多德所強調的友情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構成古希臘理想城邦國家的市民關係中所發揮的功用，也是對以上偏見的一種有力反駁。
當然，亞裏士多德關於友誼或夥伴關係的論述也存在一定問題。例如，在人口龐大而又千差萬別的現代社會中，有可能讓大家都成為朋友或夥伴而形成一種政治共同體嗎？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1981）認為，這種理念即使在亞裏士多德時代也是有問題的：在擁有成千上萬人口的雅典城邦國家形成這樣一種友情關係似乎是不現實的。雖然“友情”一詞在希臘語中的含義要比在英語中的含義更廣，其中包括兩人之間的相互支持與相互同情等關係，但即便如此，這仍然不足以使之能夠涵蓋一個城邦國家的所有關係。
亞裏士多德關於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似乎也不大適宜於當前人們的行為方式正朝著個人主義和以個人為中心的方向發展的社會時期。這樣的一種共同體情感的確有可能存在，它常常會在所謂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名義下表現出來，但這些形式的排他性往往多於包容性。我們社會中的醫院和學校等機構，似乎最接近於亞裏士多德的社會理想，在這些機構工作的人們常常會體驗到一種共同的社會使命感——盡管在英國由於市場化改革而日漸衰弱。但是，從國家的層麵而言，我們的社會幾乎不存在關於共同體方麵的構想，民眾更談不上擁有共同的友情體驗。正如麥金太爾所觀察到的：友誼，也就僅限於狹小的個人範圍之內。
總之，我們必須把夥伴關係或友情——一種與他人之間的相互依存感——看作是人類幸福的一個重要構成，而當前的社會狀況往往與這種關係的建立背道而馳，就連喚起民眾之間的同情感時也常是很困難的事情。在本章的第三節中，我們將討論為什麼形成這種局麵的相關原因以及如何才能體現幸福觀中的友情因素。
政府、人類幸福與公共精神
在闡述了人類幸福的構成要素及其重要性之後，現在，我們將把重點放在尋找激勵人們創造性的最佳條件和環境的目標上來。與人類幸福的相關因素或許有很多，但我們在這裏主要從以下三個有著內在聯係的條件或概念著手進行分析：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體。同時，我們還認為：自主性和多元性是依托於共同體來發揮其效能；共同體可以通過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政府應該在其中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來滋養自主性和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