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海姆·海特梅耶（Wilhelm Heitmeyer，1993）在分析德國的種族主義及其暴力事件（主要由年輕人施行的）日漸增多的現象時，也抱持了相類似的立場。他認為：這些現象是當代國家（如德國等）所進行的個體化過程所帶來的後果。隨著社會公共生活的逐漸消失，社會身份和社會認同就不再是“已知的”狀態；人們不得不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做個人的掙紮，以便獲取業已消逝的生活狀態。於是，德國的一些年輕人便通過種族和民族的認同來重新定義他們的身份；他們在關係緊密的種族群體中找到了某種歸屬感。他們中的一些成員甚至把共同參與種族暴力事件，看成是證明與顯示他們同一身份的一種方式。正如海特梅耶所指出的，“一旦自然的社會成員及其認同關係喪失殆盡，以至隻剩下作為德國人這一點是確定的，那麼，暴力事件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方向。”例如，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極右勢力逐漸增強，種族暴力事件日益增多。這一事實再一次證明了海特梅耶關於由個體化過程所帶來後果的觀點。
由於這一地區實行了全麵的經濟重建，社會正向著市場化轉型，原先由國家提供就業機會和公共住房等製度所帶來的安全感已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不確定性。
作為種族或民族群體，為個人所能提供的某些庇護和穩定性，其主要途徑即是以一種共同體的形式采取行動。那些具有相似觀點和背景的人們，可以借此結合在一起，並從這些群體的穩定性中獲得安全的保障和體驗。同時，一旦歸屬於自己認同的共同體，人們可以不必退隱到個人主義的狹小空間，從而可以排遣個人的孤單狀態和寂寞感覺。種族或民族認同的事實，也體現了人對於共同體以及相互結合的一種需求。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中加以討論。
關於種族群體或民族是否能夠作為共同體的一種形式而發揮其作用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後者的功能問題，已經引起了許多的爭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從民族心理形成的角度曆史性地分析了這一相關問題。他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他（1983）說：即便是一個最小的民族，其成員不可能認識這個民族中的大部分其他成員，他們也不至於能夠聚集在一起，甚至是互通消息。但是，關於民族的共同意象卻深深烙在每個人的心靈中。
民族作為一種共同體，盡管其內部難免會出現緊張關係和不平等現象，但“民族總被認為是一種基本的、潛在的同伴關係”而存在。而且，盡管民族是一種“想像中”的共同體，但從某些方麵來說，人們對待它的情感並不見得就不那麼真實可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除了這種深切的同伴情感之外，我們對那些隨時準備著為自己的民族去奉獻生命的人們的行為還能做如何解釋呢？
安東尼·吉登斯（1990）也強調了民族主義行動的心理因素，特別是它能夠滿足人們對於認同感的需求。他認為：全球化等進程已經導致人們對於確定的時空體驗的“消失”，在當前的狀況下，這種心理因素尤其必要。至此，我們可以回到本章的主旨：種族的、民族的、地方的認同以及其他的宗族主義形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應該被視為對新的社會狀態所做出的回應。
全球化、雜交化與他人
全球化造成“宗族”認同的另一種途徑，正是在確保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他人”的過程中形成。隨著民眾運動在全球各地的不斷展開，其內容遍及商業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種種方麵，我們大家要比過去更為頻繁地接觸那些來自於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人們。這就為文化雜交、多元文化主義和無國界主義的衍生創造了機會，於是，舊的社會認同便會隨之瓦解。這也迫使人們去思索“他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如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1996）所說的，迫使人們要在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之間進行認同。不過，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仍要竭力抵製由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進程，並企圖拽住原有的民族認同和民族傳統形式中的確定性不肯放棄。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1995）讚同這一觀點。他談到，所謂的“種族性”——民族的種族內核——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它與全球文化和無國界主義運動將產生持續性的碰撞。在史密斯看來，“種族性”起源於前現代時期，與記憶和神話交織於一體，並深深地潛藏於世界的許多地區民眾的意識裏。關於這一點，瑪麗·卡爾德（Mary Kaldor，1996）指出：無國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將貫穿於整個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