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種類的業務往來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由於技術的發展而相應減少。許多企業認為：在當前，經營業務不一定需要人工服務，而且，人工服務成本昂貴。許多企業或銀行采取各種“快捷”的業務形式，通過電話服務就可以處理客戶的需求，於是，也就減少了我們與銷售人員的接觸機會。在英國，作為“快捷銀行業務”形式的商業零售電子結算係統的運行，已經導致了一些主要商業街銀行分支機構的大量關閉，因此，也很少有人會認識這些地方銀行的經理。
當前各種業務往來的日趨非人性化，也引來了眾多的非議。現在的許多業務往來往往都是由話務中心來操作，很明顯地，在話務員與消費者之間不大會有多少親切的交談。因為通話的內容以及語速都是預先設定的，話務員與客戶之間要嚴格按照設定的內容進行通話，也就不會有隨意友好的逗笑取樂。首先，經理或監督者可以“隨時監聽與檢查話務員——他們往往每天要接聽幾百位客戶的電話谘詢——是否正在使用準確、熱情的語音與客戶通話”。其次，話務員的報酬常常是與他們的工作表現相掛鉤：這種壓力迫使他們要盡可能多地接聽好客戶的來電谘詢並推銷出企業的產品。所有這些操作形式都妨礙了人際之間的社會交往。在許多發達工業化國家，由話務中心來處理企業的業務已經越來越普遍。例如，在英國，從事話務工作的人數，已經超過諸如煤炭、鋼鐵和汽車製造等傳統行業的人數。據估計：現在有1／50的雇員在從事話務工作，而且這個比例還在增加。另據話務中心協會的數字顯示：在英國，現在所有已經發生的商務交易，有半數是通過話務中心完成的。
總之，技術（尤其的電子技術）的最新發展，顯然地促進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行為方式。從我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當今的技術發展，不僅讓人們可以居家工作與購物，而且還可以在家裏自娛自樂。也就是說，技術的發展減少了人們參與地方共同體生活的直接需求。也許，有人要認為，新技術的發展應該節省了勞動力，而且，人們可以享有更多的時間去參與社會交往。但如羅伯特·帕特南等人的研究所顯示的：事實情況並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如加裏·克勞斯等人認為的：人們往往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才能支付得起那些可以節省勞動力的家庭設施。
後現代性背景下的城市生活
為了剖析當前時期的共同體生活狀況，我們有必要來考察一下與此相關的城市環境，因為生活與工作在其中的人口已經越來越多。我們將特別注意的是，城市生活是如何深受後現代性進程的影響。我們將討論，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中，城市組織的構成和城市生活的特點是如何決定了地方共同體難以有效地發揮其功能。
後福特主義的轉型對城市生活已經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許多發達工業化國家，隨著製造業從一些工業城鎮撤離，原有的鄰裏關係和共同體生活已經不複存在。在美國和許多其他西歐國家，製造業的日漸萎縮給眾多的工業城市留出了廣闊的廢棄的城市空間。正如城市學家羅伯特·鮑爾嘉德和安娜·海勒（Robert Beauregard and Anna Haila，2000）所觀察到的：像美國的底特律、匹茲堡、芝加哥和聖路易斯，英國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西班牙的畢爾巴鄂等城市，原本十分繁榮的工業地區已經變成了荒涼頹敗的廢棄之地。例如，在上世紀的80年代，畢爾巴鄂的工業就業人數減少了一大半；在倫敦的全部就業人數中，從事製造業的人數比例從大約的20%下降到10%左右。
隨著工業的撤離以及城市外圍大型商場的拓展（前麵已經談到），許多人搬離了城區中心，於是，城市的中心地位也就隨之削弱。蒂姆·霍爾（TimHall，1998）曾指出，這種變化在英國尤其明顯，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英國的城市中心曆來是以商業和零售業為主導的，現在人們希望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傳統也已發生了改變。
由於工業的撤離，在原有的城鎮中，人們也難以通過職業和階級的形式組織起來。曾經作為社會共同體和協作行動的基本來源，勞動階層中所長期形成的鄰裏關係已遭削弱與瓦解。現在，所謂的城市“後現代化”已經完成了很多城市的重建過程，這個過程使這些盛後而衰的地區得以重建，把以前的工人階層或貧民的居住區改建成了適合於中產階級或富人的居住區。許多這些工業城市也試圖依托於服務業的發展來使其重新複蘇。然而，從事服務業的勞動者是典型的通勤者，流動性大且散住在各地，因此，也就不大可能相互凝聚在一起。
的確，這些城市環境的變遷，最充分地反映了後福特主義時代所帶來的人際關係的變化。後福特主義的特征之一，就是經濟的不平等與貧窮的日益增長（我們在前麵已有闡述）；我們可以看到，繁華都市的大街小巷遂成了那些被社會遺忘或排斥的人們——無家可歸者和長期失業者等下層階級——的棲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