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反傳統性也可能進一步地削弱了人際之間的信任關係，它更加促進我們對別人的防範意識。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談到的，反傳統性所帶來的後果是：在當前時期，不僅一個社會共同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受到了挑戰，而且這些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正在日漸變得過時，同時也給個體留下更大的空間來創建自己的行為準則。一種共同的倫理文化的消失，必然會導致人的行為更加難以預料。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再可能把握我們所遇到的人們的行動或行為。現在，人們不敢免費搭便車旅行，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了人們對別人的不信任態度。
關於這一現象，福蘭克·巴瑞特（Frank Barrett，1992）在他的一篇題為“免費搭便車旅行者指南”的文章中寫到：在60年代，每個人都願意免費搭便車旅行；然而，在90年代，幾乎沒有人敢免費搭便車旅行了。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原因隻有一個，世界已經發生了變遷：它變得讓人們感到免費搭便車旅行已不再安全。
這種人際之間相互防範的情形，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所謂的“危險的陌生人”現象。由於擔心孩子的安全，越來越多的家長要護送自己的孩子上學；許多家長選擇駕車送孩子上學。例如，在英國，徒步上學的兒童人數不斷減少：11至15歲徒步上學的兒童比例現在隻有44%，而在10年前則有53%。
當人們在工作的企業中與同事相處得不再舒服時，一些人做出的反應可能就是：不願意再參與共同體的活動，而是退縮到相對比較安全的家庭和親友關係之中。我們在私生活中“尋求親密關係”，這與整個社會或公共領域的和諧融洽是不合拍的。許多學者已對這方麵的內容進行了探討。某種程度上，這也許能夠作為解釋最近調查結果的依據。有關的調查顯示，在英國將近有1／3的人從來不與鄰居交往。
理查德·塞納特在他的經典著作《公共人的喪失》（1986）中，提出了許多論據來說明我們對待公共生活和周圍人們的態度所發生的變化。實際上，他的著作是戴維·裏斯曼（David Riesman，1950）的《孤獨的群體》一書的深化。塞納特與裏斯曼及其合作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西方社會正在從外在定向狀態朝著內在定向狀態轉化”。塞納特指出：在19世紀，“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當陌生人在公園裏或在大街上相遇時，彼此可以毫無戒心地進行交談”。基於對曆史的研究，塞納特得出結論說：在曆史的早期階段，人們更為注重社交活動，並不存在像現在這樣的在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之間的割裂狀況。
不過，並不是大家都認同這樣的觀點：人們越來越專注於自己的個人生活，就必然要以公共生活的喪失為代價。例如，埃希福特和蒂姆斯（Ashford and Timms，1993）在研究了歐洲的狀況之後認為：在個人生活中（如在家庭中和朋友之間）的信任程度與公共生活中（如在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正相關性。也就是說，根據這種研究結果來推斷，如果人們在個人生活中擁有非常親密的、相互支持的、彼此信任的人際關係，那麼，他們就具有較好的處理公共生活的能力。
但目前仍然缺少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這一結論的確鑿性。埃希福特和蒂姆斯的研究並沒有與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內容相衝突，因為他們也十分強調當前時期個人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中所出現的日漸錯位的狀況；而且，並不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中都擁有非常親密的、相互支持的、彼此信任的人際關係。
在當代社會，單身人數比例正呈增長趨勢，許多人可能不再擁有家庭。據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一份題為“社會趨勢二十七”的報告預測：在本世紀的前幾十年裏，單身生活的人數將占1／3以上。
另據估計：經曆一次離婚的人數比例將翻番；結婚的人數比例將呈下降勢頭（從1992年的57%下降到2020年的49%）；孩子的出生人數也會隨之減少。因此，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家庭中的社會關係日趨簡單；在許多情況下，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關係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