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鑿的事實證明：在現代社會中，收入的不公平正在愈演愈烈——羅爾夫·達倫道夫（Rolf Dahrendorf，1996）稱之為“不公平化”。美國的收入不公平問題，近年來已越來越突出，以致成了收入差距最大的幾個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參見：Wright，1995）。據美國官方人口普查資料（1990）顯示：自1980年到1987年間，占25%的最貧困家庭的總收入，從占16.7%下降到15.4%；而在同期，占15%的最富裕家庭的總收入，從占41.6%上升到43.7%T/F 。事實表明，英國的收入不公平問題也同樣地嚴重。
據英國政府的有關數據顯示：自1979年到1996年間，最貧困人口部分的總收入下跌至占17%；而在同期，最富裕人口部分的總收入上升到62%。
造成這種巨大收入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其中包括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在這一期間的國內政策導向問題。然而，除了就業機會、工資標準等這些與政府政策相關的因素之外，後福特主義的轉型也不能不說是造成收入日漸不平等的緣由之一。在高技能勞動者與低技能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日漸增大的現象也表明了：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大量的調查數據也說明了，科技的發展是造成收入日漸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計算機的使用與個人收入水平之間的正相關性（參見：Krueger，1993）。
最後，後福特主義以及相關的發展，對工會以及其他勞工組織的作用和影響帶來了挑戰。這些共同體的存在，有賴於在同一個場合工作的勞動者的群體性。但是，隨著“遠程工作者”的增多，企業的生產轉向合同分包或外包的形式，以及企業雇傭了臨時工等原因，創建群體性組織及發揮其集體性作用，就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了。而且，在後福特主義時期，企業更加注重勞動力技能的多麵性和靈活性，若要把這類核心勞動力吸收進工會等組織也存在著一定難度。比如，這部分核心勞動力該歸屬於哪種“工會”呢？雖說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對他們來說還是存在著一定的適應性問題。
在許多後工業化國家裏，已經出現了一些如矽穀這樣的後工業化產業地區。在傳統工業的中心地區，工會會員的數量明顯減少；而在這些新興產業成長的地區，組建工會則越來越困難。這些新興產業是以複雜的生產方法，使用大量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優良的售後服務為特征的（參見：Piore and Sabel，1984）。對於一些人來說，這類工作是充滿著高額利潤誘惑的職業；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工會這種組織在這些地區常常不能引起他們足夠興趣的原因。
由於國家政府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放在應對日漸增強的全球化經濟環境方麵，於是，工會這類組織也就受到了輕視。跨國公司或多國公司更加難以組建工會組織，因為它們的工作場所是不斷變動的。在過去，對於跨越國界的合作與穩定來說，工會組織幾乎是無足輕重的；國際勞工聯盟通常也發揮不了多少作用。正如奈傑爾·哈裏斯（Nigel Harris，1986）所指出的，“雖然資本在世界各國流動，但這很難說是為了勞動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