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韓非子生平及其教育活動
韓非（約前280年—前233年）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淩，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係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讚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是唯物主義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與李斯同受業於荀況，又“喜刑名法術之學，其歸本於黃老。”韓非批判地吸收儒、法、道、墨、名各家學說，綜合前期法家法、術、勢三派觀點，“觀往者得失之變”，建構起一個以法治為中心的君主集權和專製的政治理論體係。他的學說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符合曆史發展要求，實際上被秦國所接受，成為秦統一和建立封建專製帝國的思想理論基礎。韓非法治理論也有嚴重的局限性，它是以君主至上為內容、以“唯暴力論”為依據的。由於這種理論的片麵性，在其實行中必然加速階級矛盾的激化，反過來危及封建製度的鞏固。從某種意義上說，秦王朝的迅速滅亡，同韓非為代表的法治理論的片麵性是分不開的。曆代封建王朝無不驚懼秦的速亡，因而一致聲討韓非的法治理論；但在實行封建專製統治時，又不能完全離開法家思想。這就形成2000年來我國封建政治的“外儒內法”、“王霸道雜用之”的模式。秦亡以後，法家由顯而隱，沒有法家的法家思想從未斷絕。韓非有惡名，韓非思想則一直有很大影響。
韓非注意研究曆史，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製定政策。他的曆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裏，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製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隻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的著作，死後由其弟子集為《韓子》一書。《四庫提要》說：“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沒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錄，並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名為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提要》此說是正確的。《漢書·藝文誌》著錄《韓子》55篇。《隋書·經籍誌》著錄20卷。今本為25卷55篇。《韓非子》本名《韓子》，以後改為《韓非子》。這是因為唐以後韓愈名氣大，稱作韓子，為了同韓愈區別才改名的。
《韓非子》大部分篇章是韓非所著，隻是《初見秦》《有度》《飾邪》等少數幾篇確非韓非之作。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韓非子》十分之中僅有一、二分可靠。”可是胡適未能舉出有力證據，隻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