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語言中，“謠”有兩層意義：一是指民間流行的民謠，如童謠、歌謠。二是指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或憑空捏造的假話，如傳謠、造謠。這層意義是從第一層意義中引申出來的。“謠言”一詞最早見於史冊是在《後漢書·杜詩傳》，其中有一句是“詩守南楚，民作謠言。”這裏的“謠言”有歌謠、頌讚的意思。當然，這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謠言，現代意義上的謠言在古代稱為“謠諑”，見於屈原《離騷》：“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由此可知，謠言在我國早已有之，二十四史中，幾乎每一頁都有“空穴來風”的言辭。
謠言之所以存在，當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至少有一種謠言是因為要“師出有名”，曆朝曆代的起事者都是編造謠言的高手，一部農民起義史的開篇就是一部謠言史。所以，“亂世出謠言”已經成為一種定律而被我們所熟知。這就是產生謠言的許多途徑中的一條。亂世時，百姓都希望早脫苦海，所以，這個“早脫苦海”的信息是人們所等待的，它滿足人們或是盼望或是恐懼的心理，或符合人們多多少少已意識到的預感。於是，謠言就誕生了。
但在曆朝曆代的升平時期，也有謠言，有時候，這種謠言的破壞性居然遠遠大於起事者所編造的謠言。比如，乾隆年間的妖術大恐慌，險些就將一個太平盛世的陰暗的麵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那麼，這個時候的謠言其產生的理由就不那麼明顯了，製造謠言的人也是無名無姓，他的動機也無從所知。這很可能跟中國古代的政治有關，張鳴說過，中國古代的政治是暗箱政治，百姓對一切政治內幕無緣得見，心理學認為，當人們沒有正常的信息通道求真時，就會暗辟一條信息通道，希望能從這一條信息通道得到真相。可惜的是，其載負之知識卻總是因接受主體的“私弊”而受到虛假的曲解。所以，謠言就誕生了。
還有一種謠言是要比起事者高明的統治者炮製的，他們的目的當然很簡單，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提升自己的權威。很多統治者都製造過自己是真龍天子下凡的謠言，由於對皇權的過度迷信，所以，這種謠言最後就變成了真實事件。
美國社會學家G·W·奧爾波特和L·波斯特曼曾總結過一個謠言的公式：R=I乘以A。
R是Rumour謠傳，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模糊。這就是說，如果一個謠言所針對的內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結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謠傳；如果有足夠的重要性又有一點含糊曖昧，或者稍稍有點重要卻又具有很大的和含糊性的曖昧性，都傳得起來；如果兩頭都很充分，謠傳就更強大了。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世間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無帶有隱蔽性，即使不是這樣，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們仍然是隱秘而含糊的，因此，謠傳的機製幾乎總是生生不息。
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數謠言的成型過程是這樣的：最開始時，謠言就像是一塊巨大的口香糖，讓你去仔細咀嚼、品位。為了讓“品味”曆久彌新，聽謠者往往有所“發明創造”：刪去所有含糊不清、值得懷疑的細節，從自己理解的角度來豐富充實謠言，並為證實謠言提供其他證據。這種傳播效應，便形成了這樣一個奇特現象：一個或許挺無味的謠言，在流傳過程中有會變得風味十足。於是，謠言的三大步就是，刪減、強調、同化。第一個傳謠的人把某個信息說給第二個人聽的時候，第二個人會因“私弊”而刪減這個信息，說給第三個人聽。第三個人也因“私弊”而開始強調他比較喜歡或是恐懼的某個信息，當傳到第N個人的時候，這些“謠言病毒”的攜帶者就已經形成了對謠言的同化，其對謠言的描述“症狀”已經大致相同了。不過，這是一個輪回的過程，在無數之後的人的傳遞中，仍舊有人在不自覺地使用謠言的三大步。
製造謠言和散播謠言的人最終都得不到好結果，這是因為謠言並未被官方認可，在極權統治下，不被官方認可的一切就都是“違法”的——當然，如果製造謠言的是法外者，那麼另當別論——又因為謠言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極大範圍內傳播，所以，對於統治者而言，其破壞性顯而易見。所以，所以魯迅先生說：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的，也以謠言被殺的。在傳統政治語境中，謠言這把雙刃劍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而一旦使用起來，其威力和破壞力將是巨大的，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