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盤算著，“等到這裏拆遷，我家能拿到160平米的房子，到時候留下60平全家人住，剩下的全都賣掉來還債。兒子今年30歲，等到病治好，能娶個媳婦把香火傳下去最好，娶不到我也不會怪他，隻要他能健康的多活幾年我就滿足了。”經曆過太多以後，王雲飛的情緒已經波瀾不驚，可以看出他始終堅守的信念：兒子和這個家隻要闖過這一關就會好起來。老王滿懷希望的在等待著，尤其關心著和他同病相憐家庭的境遇。
媒體不斷傳遞，孤寡的花老太雙腳壞死，需截肢手術，為了8萬元手術費雙眼滴淚。57歲的淩師傅，7年前因傷摔成腰椎骨折，2萬元醫療費成了他的心痛。61歲的張大伯，一年前退休飽受疾病折磨，竟在自家居民樓下一棵樹上自縊離世。重慶一名農婦因病無錢手術，揮刀自剖放出腹部積水。21歲的小姑娘小腦萎縮，輟學後生活不能自理，麵對酒店打工度日的父親，不忍提出看病。因為說了句公道話，被砍傷傷口長達25厘米的老李，交不出醫藥費離開醫院，欲哭無淚。先富起來的房老板，擁有百萬家產，不幸妻子久病多年而長逝，女兒又成“白血公主”，耗盡所有賣掉房產又負債98萬元，正在焦急的期盼配型的造血幹細胞中煎熬……
盡管中國目前總額3．2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年GDP仍以百分之八以上的飆升，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4月發布的2009年世界各國人均GDP數據，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3677．86美元，排名第97位。按照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中國還有1．5億人達不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的收入（國際貧困線）的標準。中國是一個人均GDP排名落後，還有大量貧困人口，“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國家，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改革開放讓中國摘取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的桂冠，金融危機中率先複蘇，彰顯了中國領導層的智慧與膽識。“看病難，看病貴”又無法回避的暴露出醫療領域管理的失誤和疏漏。美國哈佛大學人口與發展中心兼職教授、世界銀行投資部專家組成員盧春玲教授指出，中國的衛生投入還不及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盧旺達。國際社會提出，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衛生體係，衛生支出最少占政府總支出的15％。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2009年，中國的比例是10．3％，人均政府衛生支出是89美元，大大低於同收入組國家的平均值（312美元）。這種投入規模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不相稱的。在盧旺達，人均收入隻有500美元，政府卻能將總開支的17％投入衛生部門。衛生服務的內容決定了它是一種“公共商品”，屬於社會管理的範疇。總結西方國家曆史，共識是：政府要為社會，尤其弱勢群體提供“公共商品”的主導作用不可替代。
2009年開始的新醫改，到現在已第三年，2011年兩會前人民網做了一項調查，25萬參與者，60％表示“沒有感受到醫改帶來的變化”。中國的主要矛盾，即逐步拉大的貧富兩極分化，以及改革開放的成果被少數階層壟斷，中下層民眾被逐漸排除在政治生活的決策之外這一係列的關鍵問題。近20年來的得失，教育、醫療、住房改革加劇了貧富分化，借改革開放名義以國企私有化來鯨吞國有資產。這篇發表在2011年8月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的文章的見解當可一讀，並一語中的指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的政治主張。
據測算，中國年診療總需求53億人次，其中約31億人次的診療是通過診所、醫療室、自我醫療服務等院外醫療服務解決的。可見百姓對價廉、優質、方便的醫療服務最為看中。而幅員遼闊的中國，衛生資源的配置又嚴重失衡，存在著衛生資源利用不足與利用過度，衛生經濟不足與消費增長過快的雙重矛盾。早在1996年全國已擁有CT1500台，其中吉林省擁有45台，而人口1000萬的倫敦市隻有CT5台，人口不足300萬的長春市卻擁有15台，倫敦人口是長春的3．3倍，而長春擁有的CT卻是前者的3倍。
進入21世紀，再看CT在中國早不稀奇，就連中等城市，進口的已是16層螺旋CT。雙板DR、MRA、DSA、CCM、以及高精尖的PET醫療設備已不足為奇。作者去年曾陪同外國專家對京、津、滬、寧等地大醫院進了一次參訪，回到賓館一位美國朋友不無驚恐的說：“了不起，如此尖端醫療設備在紐約、華盛頓也不多見。”假若能帶外賓們再到小城、市井、鄉鎮走一圈，那校不準的汞柱血壓計、拍不成片子的X光機，簡陋的設備，微薄的待遇，對比反差，讓從事多年醫院管理的人士，不竟茫然又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