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本土化”：
同一命題中的二律背反“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本土化”，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命題的兩個層麵。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二者緊緊地纏繞在一起，成為永遠解不開的結。經濟的全球性運動導致了經濟的全球化——經濟的全球化必然帶來文化的全球性交彙——文化的全球性交彙導致“全球性”與“本土性”的碰撞，造成本土文化力量的分野：一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促使本土文化的結構更加開放，形成“外向型”擴展潮流；二是本土文化的認同特性必然與全球性文化力量發生衝突，由於本土文化自衛本能的作用，導致本土文化的“向心力”防禦意識增強。這就是“全球化”命題中“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本土化”的二律背反。
（一）全球化是人類行為的全球性過程的政治化
人類曆史就是全球性互動的曆史。早在兩千一百多年前，中國的張騫就在“絲綢之路”上邁出了全球性探索的第一步。從此以後，不管是鄭和下西洋的西拓之路，還是馬可波羅的東進行程，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艱難旅行……都是人類全球性拓展的英勇壯舉。
“全球性”是很早的人類行為，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卻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潮流了。如今，“全球化”已經成為全球學者關注的焦點，關於“全球化”的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棟”已不算誇張。但是比較早地把“全球化”與“全球性”聯係起來的是英國學者羅蘭羅伯遜，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是社會學中從文化的視角來理解和關注全球化問題的代表性學者之一，他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就開始涉及全球化問題的探討，在以後三十多年的時間中，他又通過對經典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檢討與重建逐步確立起了自己對於全球化研究的理論框架。尤其是80年代以後，羅伯遜與其他學者一起，從社會學角度共同對全球化問題進行了全麵而深入的探討，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認為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一個種概念，是全球性特定條件下、特定主題下的一種人類行為。他綜合眾多學者的成果，把“全球化”放在了自己“視角”的經緯線上。他認為，在英語中，“globility”（全球性）一詞是一個相對新造的詞，當然其名詞形式“the globe”（球，地球）及其形容詞“global”（地球的，全球性的）自從16世紀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全球化”這一概念才得以廣泛應用（羅伯遜，1984）。20世紀80年代，在形容詞“global”的學術用途得到擴展之後，全球化和全球性都成為舉足輕重的術語，主要是指加強聯係（湯林森，2000）和普及並加深世界一體性意識之雙重特性（羅伯遜，1992；2001）。羅蘭羅伯遜認為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的“地球村”是屬於“全球性”範疇之內極具影響力的概念。而馬歇爾麥克盧漢“地球村”這一概念似乎與網絡沒有關係。
羅伯遜盡管給“全球化”與“全球性”劃清了界線，但是他的“全球化”概念畢竟是構建在西方視角之下的。他在闡述全球性的時候，對本土性的“行動”給予了狹隘的理解，僅僅縮小在類似“中東地區的恐怖行動”一些層麵上，他認為“反全球化運動已經頗具諷刺意味地成為全球化進程本身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更多地強調西方國家的全球性。所以，羅蘭羅伯遜的很多觀點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值得細究的。
到底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定義有很多。安東尼吉登斯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1997～2003），中國社科院名譽院士。吉登斯曾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社會學教授和研究員，共獲得了13個名譽學位。吉登斯是當代備受關注和引用最多的社會學者，其觀點極大地影響了今天的社會學研究和教學。吉登斯所編教材《社會學》已印刷了60萬冊，在許多國家的大學裏已成為標準的基礎讀物。該書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部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發行。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貢獻者，“第三條道路”的理論被其發揚光大。其政治思想不僅極大地影響了英國工黨政府，也對其他很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巨大衝擊。將其概括為“遠距離行為”。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質問：瘋牛病、尼克裏森事件、全球變暖、男子精子數下降，這些看似毫不相關的事物有什麼共同點？而現在這串名單中還應加入非典型性肺炎與伊拉克戰事。吉登斯相信這種混亂是我們麵臨的全新事物。許知遠、覃裏雯、黃繼新：《失控世界的知識領袖》，盡管安東尼吉登斯把全球化和“第三條道路”聯係起來是特別牽強的，但是他的全球化的思維方式卻拓展了許多學者的思索空間。約翰湯林森約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諾丁漢大學文化和社會學中心的負責人、利物浦大學全球化與邊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湯林森教授在文化和媒體研究這一領域具有世界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