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不能以現代的眼光去衡量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對“國家”和“政治”的理解。兩位哲人均認為，國家和政治是真正而現實的人類存在方式，隻有在組織有序的國家集體中，人才能收獲自己真實的人性（Ritter 1969）。這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目標，要迎來這一天，人們需要借助教育和修養的力量。在其著名的洞穴比喻（H-hlengleichnis）中，柏拉圖對人類教化作了影響深遠的教育理論定義。人必須要通過艱苦的學習從日常觀念過渡到“精神境界”，在思考中領略“善的理念”（Idee des Guten），這樣他才能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領會和經曆“整個世界中的真和美”（Politeia，7.Buch）。柏拉圖在《理想國》（Politeia）中為人們詳細描繪了一條道路：如何通過教育來建立和維持一個崇尚美好（Idee des Guten）的國家。這個國家依照人的靈魂結構而建成，擁有各種等級分類，在這個國度中，人們需用教育來規訓工匠商賈的功利心理（享受欲和占有欲），令其性情更為平和；在這個國度中，受過良好的體操、音樂以及高等教育的守護者與官員均具有美好的意願，勇敢地為國家利益奔走出力；在這個國度中，精於哲學的“精英”與“貴族”治國有方，繁榮安定。在哲學與統治的結合中，美德和知識也化二為一，這既是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繼承，也是他對後者理念的大幅修改。治國的哲人（哲人國王）是國家身份的代表，前提是國家領會了哲人的理念，“根據領會的內容駐建在了他心中。”（Platon，Politeia 592b）
亞裏士多德則批判了柏拉圖的看法，認為柏拉圖和睦完美的國家藍圖最終會導致國家的覆滅（Politik，2.Buch）。這種批評不僅表達了對真實國家、國家結構及其憲法的另一種觀念，同時也具有一種修養理論意味，這一點體現在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共識中：兩位哲人都相信，公正優秀的國家體現了一種良性的生活形態，人應在其中抵達自己作為人和公民的位置和最高境界。亞裏士多德對柏拉圖最尖刻的批判是，柏拉圖對人的解釋與人類生存以及共存的條件相互衝突。柏拉圖相信觀念對理念世界的分享，而亞裏士多德走得更遠，他篤信理念就存在於現實之中。無論如何，這正是亞裏士多德的修養理論觀點，和柏拉圖的看法雖似相像，本質上卻截然不同，亞裏士多德認為，人的本性決定了人是一個政治動物，其教育隻有在國家和國家生活中才能最終成功。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人的定論早在當前的國家（雖然不夠完善，支離破碎）就已變成了“現實”，根本不需要柏拉圖式的理想國藍圖。
亞裏士多德對教育理論的思考也與柏拉圖有所出入。一方麵，亞裏士多德同意柏拉圖的觀點，認為優秀國家的結構和憲法對於下一代人具有教育意義，而立法者應將培養未成年人的任務當做一件國家公共事務來對待，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都相信，在人的自然天賦的基礎上，習慣和課程是維持、穩固一個國家的關鍵途徑。然而在亞裏士多德看來，習慣在城邦的真實風俗中具有一種經驗標準，而課程則能傳授和加固這一標準。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亞裏士多德認為這種課程並不能協助守護者為理念中既定的未來任務做好準備。反之，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讓自由市民的子女們就城邦事務進行正派而聰明的討論，培養那些天賦出眾者在閑暇中思考哲學問題，在哲思中，人們能夠擴大甚至超越單個城邦狹小的經驗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