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傳媒民主中，對決策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政治交流也決不會局限於傳媒或在傳媒中所出現的事物。交流進程至少在公民社會、議會工作機構以及行政決策準備等基本上是集中行動的領域內進行。這些進程雖也總是關心自己的傳媒中介性能，但是，就其目前的過程而言並未直接媒介化。作為談判和溝通行為，政治交流在傳媒民主中也以多種方式起著作用。但是，恰恰由於它避免登上傳媒舞台，所以，它得不到一般人的注意，並不對公眾產生影響。除了非傳媒政治交流外，作為生產行動的政治也始終存在於所有的責任層麵，例如：立法、行政、在所有政治領域的行動計劃的實施、教育、國內安全、科研、經濟、福利事業以及傳媒政治。
關於政治自我消融在媒介導演中的論斷，可以說是過分渲染了那種可以觀察到的實際傾向。雖然政治公眾的確有成為鏡像的危險，在那裏，政治和傳媒隻是一再看到自己，同時，完全忽略真實世界。然而，在鏡子的後麵，不論是在公民的生活世界，還是在權力的前院或中心，實際的生活依然繼續著。權力及其形成的邏輯、施展的作用以不為人知的程度退居媒介的幕後。它們避開第一道目光。雖然媒介導演已成為媒介社會中政治現實的一部分，而如果繞開政治這一方提供的表演舞台，媒介仍可以離開鏡像，並將目光重新投向政治進程的邏輯。
政治，作為按其自身邏輯發生的約束性決策的生產過程，也存在於傳媒民主中。盡管導控著媒介舞台上演出的權力法則自己改變了政治進程，政治依然隻能在媒介舞台的後場才能被觀察到。作為成功期待、權力資源以及對議題、人員和時機進行選擇時的計算值，媒介的影響力在政治進程中幾乎無所不在。當然，政治的自我表演也絕不是簡單的非政治化行為，它本身同時也是真正的政治，即旨在獲勝或保持合法權利的戰略行為。就此而言，政治在自我導演時也完全是在操持自己的本行。隻不過，在這一層麵上，它是在壓力之下，並且是按照傳媒係統規則從事這一業務，是殖民地，而不是擁有主權的行動力量。它受製於傳媒係統規則的作用條件，違願地剝奪自己的機會，即從自己的特點、行動條件、成功的先決條件和規則出發讓廣大公眾了解自己的機會。它身著借來的服裝出現在傳媒舞台上。因為處於追求最多受眾的壓力下的記者們缺乏政治能力，傳媒政治表演越是粗糙和水平低下，政治就越是強調應由自己接管傳媒表演，希望至少借此能夠大致由自己決定所傳達的信息。傳媒能力的損失和政治能力的放棄相互落入對方之手。傳媒越淡化政治色彩，政治就越是傳媒化。傳媒民主的螺旋由此開始旋轉。最後，政治將羞於身穿自己的服裝出現在世人麵前，因為，它將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和不被理解的漫畫形象，而不是人們所習慣於看到並願意繼續看到的那種形象。就此而言，公眾對與其有關的政治的評判——隻要這一評判來自公眾本身——所依據的是基本非政治化的政治圖像。政治最終成為失敗者。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問題便是：如何才能製止這一螺旋怪圈？
哈貝馬斯在修正他的對當代而言幾乎是絕望的“公眾結構轉移”理論時談到了文明社會的公民論壇。他指出，在不同時期，公民論壇不僅是作為替代選項的公眾發揮功用，而且也能通過其外在影響，在有限的時間內，建設性地分別改變媒介受眾的狀態。有關共同政治目標的公民溝通，隻要公民社會論壇參與討論的公眾範圍足夠廣大，存在時間足夠長久，就不僅可以強迫大眾傳媒體係接受本會被其過濾係統排除掉的議題，而且也能強迫它在處理這些議題時具備某種程度的信息性和論據性，而大眾傳媒在其導演過程中本來並不會考慮這一點。通過公民社會論壇上的直接溝通，敏感的公眾改變了部分大眾傳媒的整個傳通方式，這個部分至少包括了公營電視台的節目。大眾傳媒公眾理論的這一修正奠基於許多歐洲國家七八十年代新社會運動經驗及其對公眾民主化的貢獻。
傳媒民主也必須出於另一個理由期待公民社會和社會公民運動的論壇，以製止政治和傳媒體係之間淺薄表演的政治空泛化不斷升級。哈貝馬斯本人就強調指出，現實世界的在場者之間尋求真理的對話不僅導向對事物的理解。經由這一溝通行動的社會行為，它們自己也產生出社會聚合能量，即團結精神，或說得更全麵些，它們在社會合作過程中獲得並一再更新團結精神，而這一團結精神又始終是合作的前提。然而，隻要存在尤其是以電視為主導的傳媒交流，就會出現如羅伯特·帕特南所指出的多種心理的和社會的影響。在它們的影響下，一方麵，複製社會聚合能量的源泉瀕臨幹涸；另一方麵，社會和公民的熱情程度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