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捧讀王言”，熱望光緒皇帝“光大維新之命，化行風被”，以使“人人可以昌言新法”。康有為借“諭”發揮，宣傳變法，很快引起了守舊派的不安和嫉視，京師謠諑蜂起，報紙“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1896年1月，禦史楊崇伊上疏彈劾強學會“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鈔錄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戶銷售，猶複藉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隨即奉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封禁的消息傳出，張之洞立即囑咐幕僚電致上海各報館：“自強學會報章，未經同人商意，遽行發刻，內有廷寄及孔子卒後一條，皆不合。現時各人星散，此報不刊，此會不辦。”上海強學會也隨之解散。大凡讀過近代史的讀者都知道，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源於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後挺身辦報，聯同誌，造輿論，維新變法。雖然三報刊行的時間不長。卻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康氏以政治家的姿態步入報壇，把報紙作為開展政治活動的工具，使報紙與政治運動和政治團體發生密切的關係。以至，“政治家辦報”開始成為中國近代報業的主潮，報紙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在社會的發展和變遷中釋放出更大的能量，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國慘敗。次年4月，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白銀，中華民族遭受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最大劫難。消息傳出之後，舉國震驚，除麻木不仁者，稍有愛國良知的人無不痛憤萬狀。
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康有為聯合十八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餘名共同上書，籲請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它標誌著以康有為為領袖的維新派正式登上中國近代史的政治舞台。
在《公車上書》中，康有為提出了他的全部變法維新主張，其中也包括興辦報業的建議：
周官誦方訓方，皆考四方之慝；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開報館，名日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見士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辟，可通時務。
之後，在《上清帝第四書》中，他再次提出要“設報達聰”，認為“中國百弊，皆由蔽隔”，有了報紙，可使“民隱鹹達，官慝皆知”，並能“通悉敵情，周知四海”。因此，“宜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州縣鄉鎮亦令續開。”
康有為主要是從兩個方麵人手來推動變法的：一是設法抓住皇帝，爭取最高政治權威的支持；二是在士大夫中“廣聯人才，創通風氣”，以擴大力量與聲勢。關於前者，他一再不休地向皇帝上書，以求得賞識；關於後者，他的方法是開學會、辦報紙。康有為後來這樣敘述他的思路：“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於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攜著光緒帝的衣帶詔流亡海外。淪為保皇派的康有為，晚年寓居上海。他的政治生涯雖已趨落寞，但在海內外的名望依然很高，因此他依然想有所作為。他不顧67歲的高齡，於1925年2月啟程遊說各地並覲見了廢帝溥儀，拜會了吳佩孚，力圖恢複帝製。然而曆史的進程已無法挽回，他因此而感到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