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就是說任何的東西都是動態的，包括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固態的，象夏商周的傳統，它和秦漢的傳統不一樣，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傳統和前麵的也不一樣，隋朝的傳統也不一樣，如果隋朝的傳統繼承到現在那我們將會是更加開放的社會了。那唐朝是中國傳統中最開放的時代了，因為他是最開放的，所以它的文化達到了世界的最高峰，這個高峰是哪個文化都不能逾越它的。那後來傳統就變了，到了宋代的時候婦女們就要纏小腳就是那時的高潮，現在在我們浙江武義縣還有好多個一百歲以上的老太太纏著小腳，有三個老太太纏小腳的。但是到了明、清又變了，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也變了，連廟都拆了，所以我們中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日本人是在吸收別人文化的時候保留自己的東西，韓國也是這樣的一種狀態，而中國人往往很絕，這並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傳統是一分為三，不是左就是右，不會不是的，我們是中庸。我們的是中庸文化，不是中庸文化的話就不可能那麼和諧，當然在古代的時候為什麼有那麼多農民起義，那就是它不中庸了，就是它完全不關注民生。如果中國實行聯邦製，那中國就是廣西共和國、廣東共和國，然後加起來就成了中國聯邦共和國，那就不了得了。那樣中國走的就是西歐國家的道路了，但我們中國不能走，也不會走那條路，為什麼？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傳統它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它的這種趨勢是沒有人可以逆轉的。五千年的朝代誰可以逆轉？包括蒙古進來、滿州進來都不可以，它仍然是向前進的中華民族，這就到了抗日戰爭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所以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是不可以逆轉的。這裏有很深的文化基礎和文化基因在起作用，這裏儒學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因，我們講的基因就不隻一個了，那道家也是我們文化基因也是從那裏出來的。所以你剛才問的問題我們雖然回答得不是很正確，但要說明的是儒家的思想它是不斷的變化的，儒家思想它有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仁者愛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就是和諧。象我們現在公共汽車上設的老、弱、病、殘、孕席，在台灣設的則是愛心席，你說我坐哪裏好？當然是愛心席了，我在這裏坐那老弱病殘孕席那感覺好難受。所以我在台灣的公車上從來沒有人不給我讓座，包括在火車上，但是在我們大陸，以前讓座的人也有，但是現在讓座的人也多，大多是學生，我也很感動。所以我覺得我們對中國的傳統真的不要小看它。
趙曉香（06民族史研）：您今天提的我都很感興趣，尤其是草根政治，雖然不懂，但用心體會一下，有點理解。之後您提到人類學相當於自然科學的數學，就有些難過了。我是學文的，高中的時候數學的底子很差，如果它真的相當於自然科學的數學的話，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學好？
徐：好。草根政治是這樣，我們國家原來的政治，傳統之手隻到縣一級，國家的手隻到縣一級，而縣一級的衙門都不大，就隻有一個縣官，再加幾個捕頭就可以了。所以下麵就是民間，我們講的就是草根政治，而草根到了宋代的時候呢，這個就是曹錦清教授他的研究提出來的一個詞，很重要的一個東西。他說我們新農村建設是從宋代的時候開始的，為什麼？那個時候它也是要把農村建構好，也要穩定它的社會，它就把本來是中國的宗法製度的‘禮不下庶人’，它就在地方上普遍建立宗族製度。這很了不得，這在當時穩定宋代的地方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裏甲製度是到了國民黨的時候才把政權的手伸到了鄉裏，村級都還管不到。所以在這一個過程當中，從人類學的眼光去看草根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特點。包括我們羅教授講的草根的政治，民間的習慣法的問題，民間的習慣法在民間很管用的，地方的都用了幾千年了，你現在搞的法案都是西方搬來的，基本上都是搬過來，改了幾個詞，那凡是犯了小錯，比如偷了錢的人他都是可以勝訴，那他所謂的理念就是這小偷的財產都被你們侵犯了，這個在中國的習慣法裏是不行的，是顛倒的。所以我覺得西方的法律有它可取之處，它保護你的人權，保護你的財產不受侵犯，保護你的住宅不受侵犯，這有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麵，為什麼把我們這個草根習慣法扔掉呢？那現在能管好嗎？不但不能管好，現在的各地方惡性案件還非常的多。
羅：而且破案率很低。
徐：它可以把你一家殺光，然後他又是村子裏的人，然後他走了，是不是啊，把你滅門，多厲害啊！現在農村裏出去打工的人很多，那村裏還會有很多地痞很多，他們在村裏會為非作歹，他會侮辱婦女了婦女又不敢講，老公回來都不敢講。所以這種草根的文化恰恰是我們最關注的，我們強調的是民間。象剛才羅老師也講過了，我們的看法就是主位的，我們本位、客位，我們不能代替主位。本土的意見到底怎麼想的，本土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就是搞新農村建設，那老百姓、農民他們想幹什麼？他們覺得什麼樣才是他的新農村。這種草根、民間的才是最基層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