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轉移是這一趨勢和規律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指出，要“加快改革戶籍製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是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高城鎮化水平的重大戰略舉措。因此，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戰略的加快，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數量將持續而快速的上漲，農民工市民化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
國際經驗方麵，從發達國家非農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軌跡來看，非農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說，隨著國家的工業化和在此基礎上的非農化發展，農村人口也隨之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這兩個進程是同步推進的，因此也是合二為一的。工業化及在此基礎上的非農化和城市化的平衡推進是一國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但是，我國農民在市民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由於我國特有的二元經濟製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種製約因素，農民並未像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經曆從農民向市民的職業、地域和身份等同步的徹底轉變，而是總體上呈現出“農民——農民工——市民”的中國特色路徑，在這一路徑中，前一階段的轉變比較順利，後一階段的“農民工——市民”進程卻十分緩慢，農民工市民化正是基於鄉城勞動力兩階段轉移的“中國路徑”而提出的理論命題和現實課題。
究其原因，是由於我國特有的建立在戶籍製度基礎上的“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治理體製。在這條路徑下，農民工的市民化的各種障礙和壁壘，意味著要付出更多的遷移成本，他們從個體理性的角度出發，比較、衡量市民化的收益和成本，最終導致了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局麵，這也是今後我國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必須逾越的障礙。今後20年，我國仍將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如果說城市化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那麼，農民工問題就是工業化、市化進程中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目前，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麵臨挑戰更多的表現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統籌城鄉發展”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字眼，把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就是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一代農民工。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第二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並成為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占我國職工人數的近一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逐步成為主體。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這個群體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個人素質、工作技能、性格特征、工作偏好、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自我價值實現等方麵已迥然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大部分人已沒有的和土地相聯係的務農經驗和技能，所以，他們被稱為“回不去”的一代。
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麵臨的挑戰突出表現在：（1）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征明顯不同於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上一代農民工，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們文化程度更高，很多人都是高中畢業；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生活標準向城市居民看齊；職業期望值高，希望有更穩定的就業、合理的收入、較好的工作環境；同時，工作耐受能力低，吃苦耐勞的人格特征較弱，排斥低收入和高強度的體力工作。（2）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決策明顯異於第一代農民工。兩代農民工的生長環境和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導致他們選擇工作的偏好不同，一方麵，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決策中追求的效用最大化不再是父輩追求的收入最大化，而是包含更多的內容，比如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工作地點、居住條件、工作的社會地位、職業的發展等等。另外一方麵，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這給了新生代農民工更大的選擇空間。近幾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現象是對上述問題的最好詮釋。（3）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明顯且權利意識強烈。新生代農民工缺乏農村生活的體驗，他們對生活的期望主要的參照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對城市體現出較多的認同感和更強的歸屬感，渴望融入城市。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又缺少必要的專業技能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本領，心中過高的期望與所麵對的非正規就業市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真正立足，但也不願甚至沒有能力退回到農村中務農，成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真正的“兩棲人”。同時，他們具有強烈的剝奪感，在這種心理預期下，新生代農民工對於不平等缺乏忍耐，如果長期不能邁過市民化這道“門檻”，累積到一定時期和規模時很有可能引發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