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包括書麵語和口語）的接觸是文化交流的先導，人們對某種語言的態度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魅力的反映，也側麵展示出這一國家、民族實力發展的狀況。漢語在古代東亞地區舉足輕重，這和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在亞洲居於強勢地位密不可分。從現有的漢文獻資料上看，曆史上處於中國周邊、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那些國家和地區——朝鮮半島、日本、琉球以及越南等，都曾長期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它們使用漢字、學習漢語、推行漢學。不僅以漢字書寫的作品在古代東亞地區通行無礙，這些地區的民眾還能夠嫻熟地駕馭漢字進行創作，為世界留下了眾多的中國域外漢文學作品。從世界範圍看，明清之際中華文化再度於西方掀起熱潮，大量的傳教士、外交官及其他西方人士來華，這一時期他們編寫出版了相當數量的漢語課本、辭典等學習用書，部分人寫下了漢文學作品，其中一些更成為知名的漢學家。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域外人士在學習漢文字、漢語言及漢文學、漢文化的過程中都離不開漢語教材，這些教材是值得人們關注的。
14世紀以來域外漢語教材的內容涵蓋甚廣，其中不乏文學作品的身影。如朝鮮李朝初期，對於被明朝廷嚴令禁止的文言小說集《剪燈新話》，“上自儒生，下到胥吏，喜讀此書，以為曉解文理之捷徑。”朝鮮官設譯學機構司譯院也用戲曲《伍倫全備》當做漢語教科書。日本江戶時代的唐通事家中，用來做教材的中國小說就有《今古奇觀》、《三國誌》、《水滸傳》一類口語小說，而屢遭禁止的《肉蒲團》卻成就了日本漢學家岡島冠山。《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都曾是威妥瑪在《語言自邇集》序言中推薦給西方學語者為提高漢語水平而閱讀的作品。可見，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不解之緣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早有學者注意到域外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之間的關係。如朱眉叔先生指出日本漢文小說《忠臣庫》是“日本學習通俗漢語熱潮小說界新變化的形勢下，應運而生的高級通俗漢語教材和新型小說”。
嚴紹先生在《日本寺廟藏漢籍珍本書追蹤紀實》中曾說，岡島冠山編撰的《續俗文音譯》卷7“與人說故事”，其內容全部是從明代的《三言》中選取，有的則稍做改編。王三慶先生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序》裏也說：“參照我們收集的這批日本漢文小說，還可以看出文人創作時，常常抱持著遊戲筆墨的態度，就地取材大家所熟悉的內容，包括了日本民間笑話、傳說與新聞等，以非第一專長的母語寫作小說，用作教科書，作為增進學生學習漢文的興趣。”關注到這一現象的還有潘建國、喬光輝等研究者。潘建國在《古代通俗小說目錄學論略》中提到：“有意思的是，原本不登大雅且屢遭禁毀的中國通俗小說，一旦越出國境，卻受到了很高的‘禮遇’，它們不僅是充滿魅力的文學讀物，也是學習漢語的絕佳教材，更是承載中央古國文化的重要典籍，在東南亞國家中擁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喬光輝在《明初中朝文化交流與
的韓國接受》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但是目前關於域外漢語教材的研究，或是來自教育史研究者，或是來自近年來漸成熱點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者，雖然都提及了與文化相關的內容，但文學研究的視角並未滲入其中，未能更多地關注教材中的文學作品。而文學研究領域內，嚴紹先生、王曉平先生、李樹果先生等在其研究成果中對這一現象都有提及，特別是嚴紹先生2004年在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十七—十九世紀日本人漢語白話習學考略》，以他一貫堅持的“原典實證”方法，探討了17~19世紀（江戶時代）這樣的一個“長時段”日本人是如何接觸、學習漢語白話的，對日本江戶時代從事中國漢語口語翻譯的專門人員即“唐通事”的研究尤其詳盡，他們的身份、組織機構、人員名錄、培養方法、所用教材、知識水平、具體翻譯情況、同人結社以及他們對日本沿海各地乃至內地的影響等均得到論述。但是域外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之間的關係卻一直未有專門深入的研究探討。 本項研究正是想就這一點，探討14世紀以來域外漢語教材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之間的關係。在此研究中所關注的漢語教科書，以教材文本所使用的文字為依據，以在實際中起到教授漢語作用為考量，故既有啟蒙階段的蒙學書，也有中、高級的史學、文學教材，包括了漢字教育、倫理道德教育、經學教育、史學教育、文學教育等各方麵，在此基礎上探討域外漢語教材對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選擇標準，傳播文學作品、進而傳播中國文化的情況。因漢語域外學習與傳播的曆史在東亞地區更為悠久，資料也更為豐富，所以論述中難免東亞部分涉及更多，西方編寫使用的漢語教材受所獲材料限製，相對薄弱，但為了更好地從整體上論述這一問題，不揣簡陋，一並論之。漢語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隨著中國曆史的發展，漢字、漢語、漢學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加強這方麵的研究既有理論意義，又有現實意義。小說、戲曲傳思想於無形，傳文學技巧於無形，傳漢文化於無形，這在它作為域外漢語教科書時表現得最為充分，正是這個原因使我們今天的研究者不能對其忽視。 1.1古代東亞地區漢語學習源遠流長 “東亞”這一概念，從地域的涵義上理解，是指亞洲東部的國家和地區。但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所涵蓋的範圍不盡相同。中國封建王朝自漢唐以來在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上占據著主導地位，其影響輻射於臨近的國家和地區，並由此形成了相對一致、兼容並包、互相理解的文化傳統，使“東亞”不僅僅是一個地域的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即所謂的“東亞文化圈”。我們在此所說的“東亞”是指：封建社會時代以中國封建王朝為中心的華夏文明所覆蓋的中心地帶以及所輻射到的周邊地區。它主要包括了中國封建王朝統治地區及其東鄰國家，大體上包括當今的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此外還部分涉及同樣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的越南。 1.1.1漢字·漢語·漢學 漢字是古代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漢字是一種表義文字，通行於古代東亞地區。“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交趾支那人和交州人使用的文字都相同，無論這些文字的發音相差多麼懸殊，這仍無妨這些民族閱讀和非常清楚地理解‘用這種文字書寫的書籍’”。 這種言文不一的現象在古代東亞各國十分普遍。言，即指以語音為表征的口頭語言；文，在此指書麵文字。東亞地區各族人民口頭語言差異極大，除了漢民族產生了與自己民族語言相對應的漢文字外，其他各民族文字的形成都遠遠滯後。日本“假名”約形成於9世紀末、10世紀初的平安時代，越南的“字喃”約形成於13世紀，後於20世紀初改用拉丁化文字，15世紀時朝鮮李朝（1392-1910）時期才創製了“訓民正音”作為本民族的文字。在朝鮮、日本、越南本民族文字產生之前，地處中國周邊的這些政權都使用漢字頒布政令、記錄曆史，其官方教育和民間教育使用的書籍也由漢字書寫。就是在本民族文字產生之後，漢字依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因此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提出“東亞文化圈”四大共同文化要素，即漢字文化、儒教、律令製和佛教，排在首要位置的便是“漢字文化”。 漢字雖在古代東亞各國通行，但具體的使用情況各有不同。朝鮮半島上先後建有高句麗（前37-668）、百濟（前18-660）和新羅（前57-935）。《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載，高句麗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時期，漢文字就已成為高句麗政權的通用文字。琉璃明王曾以漢文為其漢妃雉姬賦歌一首：“偏偏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而高句麗地區發現的大量用漢文字寫成的碑刻、印章，以及瓦當、城磚等遺物上的銘文亦均用漢文字，這是高句麗政權通用漢文字的鐵證。《日本書紀》應神天皇15年（284）8月條，16年（285）6月條，載有王仁博士從百濟來獻《論語》和《千字文》一事。公元346-375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間，儒學家高興博士以漢文撰修百濟國史《書記》，可推知百濟此前已使用漢字。《梁書》卷54列傳第48“新羅”記載：“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這是說新羅漢字的使用是透過百濟而學得的。503年，新羅將國號、王號等均改為漢文名稱，可見當時漢文字已確立為官方正式文字，545年，居柒夫等文士以漢文撰修新羅國史，進一步確立了漢字的正統地位。此後的高麗王朝（918-1392）亦使用漢字，穆宗王誦2年（998）鑄乾元重寶，形製仿唐乾元重寶。幣中“乾”字按古體，背有“東國”字樣。嗣後所鑄的“海東元寶”麵文為仿宋真書。此外還有“三韓重寶”、“海東通寶”等，其錢幣上所書均為漢字。朝鮮李朝世宗正統11年（1446）9月頒布“訓民正音”文字前，其曆代王朝所建儒學學校，一直使用漢字。“訓民正音”創製後漢字依然被長期使用，到李朝末年，朝野通用的文字仍然是漢字。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在燕京期間（1765年12月-1766年2月）多次訪問琉璃廠書店，不僅購得多種書籍，而且同清代著名學者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陸飛（1719-？）等能通過筆談結交。直到1894年“甲午更張”廢除了科舉製度，才把朝鮮國文字作為共用文字。 越南地處中國南端，秦始皇時曾設南海、桂林、象郡，漢武帝時改設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區。唐以後越南建立了獨立的封建王朝吳朝，但一直以來，它的公私文牘悉依中國文體。越南第一個獨立的、中央集權製的封建王朝——李朝，規定漢字為全國通用文字。李公蘊建朝後於1010年頒布的遷都升龍（今河內）的詔書就是用漢字寫成的。此後盡管政權屢有更迭，這些規定則無大改，形成“在十多個世紀中，越南用漢字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漫長的時間裏，大部分對民族意識、國計民生、文學發展有影響的重要文學作品，都是用漢文寫成的。……在我們的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說還沒有自己的正式文字時，這些著作就是越南的，因為它們是由越南人創造出來的，是講給越南民族聽的，是為越南民族服務的。” 漢字傳入日本，結束了日本列島無文字的狀況。9世紀初學者齋部廣成《古語拾遺》（809年成書）中有：蓋聞上古之事，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書契以來，不好談古，浮花競興，還嗤舊老。遂使人曆世而彌新，事遂代而變故，顧問故實，靡識根源。 可見漢字傳入日本後對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9世紀末10世紀初假名文字形成後，漢字教育在日本並未由此消失。考察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蒙學教育，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學校，兒童在學習了假名和數字之後還是要學習漢字的，直到19世紀末，黃遵憲向日本學者介紹《紅樓夢》時都可以借助筆談的方式獲得理解。 琉球國，最初是指12世紀前後，在琉球群島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3個國家的對外統稱。後來推翻原中山王自立為王的巴誌先後征服了山北和山南，於1429年形成統一的琉球王國，1430年明宣宗賜琉球王姓為尚氏，史稱“第一尚氏王朝”。琉球國曾經向中國的明、清兩代和日本的薩摩藩、江戶幕府朝貢，漢字一直為琉球國的官方文字。如《曆代寶案》一書，本是琉球國首裏王府外交文件的彙編，共分為3大部，均以漢字書寫。1879年3月30日，日本最終兼並琉球王朝，琉球亡國。 漢語是古代東亞的強勢語言漢語包括書麵語言和口頭語言，書麵語言即文言文，是漢字在語法規律的組合下構成的。漢字在古代東亞地區的通行意味著以漢字為載體的漢語書麵語——文言文，在東亞範圍內不受各國口語差異的影響而得到廣泛認可。古代朝鮮、日本或越南對漢語書麵語的稱呼也相對一致，稱為“漢文”。明治時代漢語教育者青柳篤恒在《支那時文軌範》第一章就明確指出：日本人所說的漢文和中國人所說的漢文在所涵蓋的內容意義上是不同的。在日本所說的漢文與中國的古文（文言文）相當。 但漢語口語的情況就複雜多了。從使用的教材名稱上看，在朝鮮有《華音啟蒙諺解》，有《學清》，即“學習清語”的意思。在日本，從古代到近代，不同時期分別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如江戶時代有《唐話纂要》、《漢語跬步》、《官話纂》等，岡島冠山在《跋唐話纂要》中指出：“唐話者，華之俗語也。”明治時代有《華語跬步》（1886）、《支那語要略》（1887）、《清國語學習捷徑》（1894）、《燕語啟蒙》（1899）、《燕音集》（1900）等。而漢語教科書內容中也顯示出對漢語口語的多種稱法。 清音濁音半清半濁這等的字韻分得明白，後其間打起唐話來，憑你對什麼人也講通得了。……況且我教導你的是官話了，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小孩兒》看貴國的人，學我們的漢話，都像是費事得很，卻是甚麼難處呢？ ——廣部精《亞細亞言語集》卷之七《言語例略第一段》漢語是古代東亞的強勢語言，在此專指漢語口語。這種強勢表現為對漢語口語的認同和努力學習。 朝鮮半島曆代王朝都注重與中國勤通使節，並選派人員到中國學習。《國子監誌》載：“明自洪武初，即有高麗、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學，其後來者絡繹。”但這種學習或許能做詩賦文，但不通口語亦無法在中國為官。故黃佐（1490-1566）《南雍誌》曰：“外裔子弟，始自高麗遣金濤等四人入國學讀書。洪武四年，濤登進士，除授縣丞，不就，與三人皆遣歸國。”金濤能夠登科，說明他運用漢語書麵語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他未留在明朝做官而匆匆回國則主要是漢語口語水平不高。對此，明嚴從簡的《殊域周谘錄》有明確記載：“是科，高麗貢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裏費遣之。”明太祖對朝鮮李朝所呈的國書甚至譯官的口語水平都曾有過多次不滿，並對朝鮮提出了嚴格要求。“你那裏使臣再來時，漢兒話省的著他來，一發不省的不要來。” 日本漢語口語的學習更多地受到商貿往來的影響。江戶時期僅長崎一港對外開放，此處中國商船雲集。根據有關材料統計，1622-1839年間，到達日本的中國商船達6200艘，僅1688年一年乘船至長崎的中國人就達9128人。因中國船隻的到來而產生的大量中日之間有關貿易的翻譯和實務工作均由唐通事承擔，使得江戶時代出現了許多唐話教材。而江戶時代日本儒學者也推動了漢語口語學習。以荻生徂徠（1666-1728）為代表的“古文辭派”認為，用日本訓讀法學習儒家經典容易走樣，必須直接用漢語的讀音學習儒家經典，才能正確把握儒家的聖人之道。荻生徂徠和當時的一些漢學家經常在職任甲府老中的柳澤吉保家舉行“講書會”，用漢語討論儒家經典。正德元年（1711）還發起成立了教授漢語的組織——“譯社”，訂立社規，堅持學習，並請當時漢語水平最高的學者岡島冠山擔任漢語教師。此外，佛教僧人的宗教交流也曾對日本漢語口語的學習起到促進作用。 東亞各國學習的漢語口語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並不一樣。朝鮮半島學習的是以元明以來北方語音為基礎的口語，日本江戶時代學習的中國口語——唐話，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一般包括漳州話、福州話、南京話等，到明治時代才發生向北京官話的轉移。但不論是南京官話還是北京官話，它們都是與漢語書麵語對應的漢語口語。北京大學王順洪先生曾指出：不管是白話還是文言，隻要按照漢語的形音來傳習，都應稱之為“漢語學習”、“漢語教育”。學習漢語口語是東亞各國與大國交往的迫切需求，東亞各國對漢語口語學習的重視證明了它與書麵語一樣曾經在古代東亞占據著強勢的地位。 漢學是古代東亞地區的通行學問“漢學”，或稱“中國學”，對其內涵與外延的認識至今都有分歧。我們一般地理解為外國研究中國文化的總稱。凡是中國的文、史、哲、經、社、政等均為研究學習的對象，這是廣義的漢學。狹義的漢學僅指儒學和漢文學。古代東亞漢學的形成是中國文化不斷地向四周作著強勢散播的結果。儒家理念遂漸漸成為東亞各國共同的精神基礎，中國文學的觀念與意識也得到東亞地區普遍認可。故此我們隻從儒學和漢文學兩個角度考察其在古代東亞地區的通行狀況。 朝鮮半島上，高句麗小獸林王最早設立太學、傳授儒學。《三國史記·高句麗·小獸林王本紀》載，小獸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王遣使回謝，以貢方物。立太學，教育子弟。”高句麗後期，地方小貴族和殷實人家的子弟，也積極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舊唐書》卷199上《列傳》149上載：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廝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範曄《後漢書》、《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 百濟在公元3世紀中葉以後就已建立了儒學教育製度，而儒學在新羅開始得到有力的傳播則發生在6世紀以後。高麗王朝明宗（1170-1197在位）至元宗（1260-1274在位）時學校衰頹，文教沉滯，但高麗晚期的忠烈王頗重視經史教育，隨著儒學推廣，孔子在朝鮮半島的聲望日益提高。朝鮮李朝儒學大盛。世宗大王（1418-1450年在位）以精通儒學而著稱，製訂了五禮（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00和士庶四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儒教精神。李朝中葉後，經過多次複雜的政治鬥爭，以鄭夢周為代表的理學“道義派”發展起來，並誕生了儒學雙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穀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學由此達到了全盛時期。盡管隨著社會發展儒教的形式和內容不斷地有所改變，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諸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朝鮮半島，成為民族精神的基石。 朝鮮半島於5世紀前才正式形成了漢文學，但真正的漢文學的大發展是進入高麗王朝以後，而朝鮮“中世紀是漢文學的時代。可以說，中世紀文學一直持續到漢文學衰退為止。”李氏朝鮮建立之後雖創製了諺文並開始普及推廣，但漢文學的創作與流傳依然在廣大知識分子中盛行。直到17世紀後，韓國國文文學才得到較大的發展，達到了與漢文學相抗衡的地步，但這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漢文學在朝鮮文壇上是舉足輕重的。 日本儒學一直從中國儒學中吸取滋養，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早期儒學，主要受到中國原始儒學和漢、唐經學的影響。進入鐮倉時代（1192-1333）後，中國的朱子學開始傳入日本。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朱子學在日本成為官學。隨著中國陽明學和清代考證學傳入日本，又相繼形成日本的陽明學派、古學派、考證學派等儒學流派，形成了日本儒學的全盛期。有的日本學者說，日本儒學史“可以看做是帶有相應變形而壓縮地重複了”的中國儒學史。順治9年（1652），清世祖順治向滿洲八旗及中國各省頒布“六諭”，分為：一孝順父母，二尊敬長上，三和睦鄉裏，四教訓子孫，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偽。吉宗看到《六諭衍義》後，認為此書堪稱德教方麵的好書，對庶民教育甚為有效，便決定訓點和譯此書。1722年寺子屋所使用的教材中就有《六諭衍義大意》。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中國儒家思想在日本從上至下都得到重視。 日本攝取的中國文化之中，文學占了絕大部分，漢詩的風行便是代表。日本人在閱讀和學習中國文學的基礎上進而自己模仿著創作漢詩。7世紀中葉，日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是最初用漢文寫詩的詩人。奈良時期漢詩寫作蔚然成風。日本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約成書於751年）就是朝野上下文人推崇漢文、漢詩的產物。平安初期是漢詩文的全盛時代。《淩雲集》（814）、《文華秀麗集》（818）和《經國集》（827），3部詩文集共24卷，收錄奈良朝以來120年間的代表性作品，絕大部分是平安初期詩人、作家的名篇。代表作家除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外，還有小野篁、僧空海等人。僧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專論中國駢儷文學，不僅給日本漢學和漢詩以極大影響，而且也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保存了許多珍貴資料。平安末期，漢詩文創作逐漸衰落，但14世紀禪學盛行時，禪家把漢詩文修養作為禪僧的必備條件，於是漢詩文複興，以京都為中心形成了五山文學。江戶後期，漢詩再次興盛，一直延續到明治時代。 儒學在秦漢時期即已傳入越南。在唐代，越南著名儒者薑公輔還曾擔任唐德宗的宰相。從10世紀初至19世紀末，越南經曆了丁、前黎、李、陳、胡、後黎、阮等朝。越南李朝定佛教為國教，大力提倡儒學，仿效漢製，開科取士，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李公蘊建朝後於1010年頒布的用漢文寫成的遷都升龍（今河內）的詔書被認為是越南最早的曆史文獻，也是越南文學的開端。儒學發展到陳朝取得主導地位，到後黎朝形成獨尊之勢。在阮朝，儒學仍然處於正統地位，越南文學也完全以儒家思想為正宗。越南自古以來就受到中國漢族語言、文學藝術的熏陶和影響，在越南文壇曾湧現出一批詩人和作家，如陳光啟、範伍老、陳光朝、阮忠彥、張漢超和朱文安等。他們運用詩、詞、歌、賦等多種漢文學體裁進行創作，在表現對於社會生活的感受和認識的同時，抒發出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理想抱負。而“中國文學中戲曲、小說的同源異流，也必然加深他們對中國古代小說的理解。在越南方麵，說唱文學很可能也是中國古代小說傳播的一種方式或渠道。” 1.1.2教材·教學·文學 教材是漢語學習的物質依托學習漢語（書麵語和口語），進而閱讀漢籍，接受漢學，都離不開教材。教材的形式多樣，廣義而言，凡有利於漢語和漢文化學習的各種材料都可視為教材，但如果就此討論，範圍過於寬廣，故此處僅就書籍而論。以不同的標準劃分，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