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十周年臨近之際，我曾讀過一則報道。2001年8月16日，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時，追憶了令他刻骨銘心的那些日子。
1991年8月中旬，戈爾巴喬夫帶著妻子賴莎和孩子們正在黑海之濱克裏米亞的總統別墅避暑。19日這天早上，總統發現四周的小山頭上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荷槍實彈的士兵，氣氛十分緊張。最讓他感到不安的是別墅同外界的一切聯係都被切斷了。他意識到自己可能已被軟禁。難熬的兩天真是度日如年。外麵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在這與世隔絕的時候，女兒伊莉娜找到了隨身帶來的袖珍收音機，於是來到別墅外的空地上，終於收到了BBC的微弱信號，這才知道，原來這幾天國內正鬧得天翻地覆……報道說，問題出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上。他的“新思維”引發了“八一九政變”，最後導致蘇聯解體。
世人都在發問：“為什麼蘇聯在頃刻間就瓦解了？”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它牽涉到蘇聯的各個方麵，是由政治體製、經濟模式、社會風氣、文化差異、民族矛盾、曆史恩怨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長期醞釀、發酵，加上外國的影響，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曆史過程。
顯然，其中最主要的與幾十年來蘇聯的兩個老問題有關，一是高度集權體製，二是軍備競賽造成的畸形經濟。我以為這確實是兩個不小的問題，但並非無藥可救的“絕症”，隻要對症下藥，積極采取措施，本來是可以緩解的。但戈爾巴喬夫把事情搞糟了。搞改革要治病，沒錯；可他用“新思維”開錯了藥方，而且是劑猛藥，這下病人就沒治了。
現就集權體製和畸形經濟兩個方麵稍作回顧。
關於蘇聯的集權體製。20世紀20年代初，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使蘇聯選擇了集權體製。幾十年來，在這種體製下先後取得國內戰爭和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的勝利。在經濟方麵，也使蘇聯國力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走完了美國一百五十年所走過的經濟曆程。成就是巨大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加爾布雷斯在英國《衛報》上著文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強大經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功地實現了比較公平的社會分配。”然而，蘇聯的政治體製有著沙俄時代封建專製製度的明顯痕跡。斯大林帶頭實行個人集權製、職務終身製。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多年下來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種狀況沿襲幾十年，曆屆當權者不思根本改變……顯而易見，蘇聯這種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高度集權，以行政命令和國家計劃為特征的體製——政治方麵缺乏有力的民主和監督機製，經濟方麵很少有效的激勵和競爭體製，結果使官僚主義滋生，社會缺乏活力，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未能充分發揮……孕育著巨大的危機。幾十年來，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時代，它的幽靈始終在蘇聯遊蕩著。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魯曉夫。這位被赫魯曉夫稱為“天生的官僚”的勃列日涅夫，終於成了蘇聯最大的官僚。他接受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教訓，執政的基本方針是一個字：“穩”——平平穩穩，求穩保官，政治上加強集權，經濟上安於現狀。就這樣，自1965年起經濟狀況逐年下降，社會生活死氣沉沉，國家陷入停滯狀態。1982年11月10日，這位當了十八年頭號官僚的勃氏一頭栽倒。此後，1983—1984年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先後執政都不到一年，就追隨他們的前任去了，根本無力觸動當時的政治體製。
1985年戈爾巴喬夫入主克宮，推出他的“新思維”，大力進行體製改革。他錯誤判斷了世界時代的性質及其矛盾，鼓吹“全人類價值”、“全民國家”、“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等觀念，改革的目標是要改變社會主義體製，取消蘇共的領導，從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中尋找出路。
關於蘇聯的畸形經濟。多年來蘇聯一直在同美國爭霸，形成了以軍備工業為核心的經濟格局，大約有40%的資源用於軍工生產。畸形的經濟影響了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的發展。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曾搞過“經濟改革為中心”，但沒有打破“軍工為核心”的格局，經濟畸形更為嚴重。雖然三年中經濟連續增長，但是軍火多了，商品少了；年產值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每年的軍費開支也使國家不堪重負。據時任外長的謝瓦爾德納澤在1990年7月蘇共28大上披露，蘇聯每年的軍費開支約占其國家預算的1/4，約1150億盧布。蘇聯解體十周年時，戈爾巴喬夫在反思中談道：“大家知道，多年來我們蘇聯和美國斥資10萬億美元用於軍備競賽，而我們蘇聯卻無法保證人民簡單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他認為無休止的軍備競賽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