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在經曆了二十年社會轉型的急劇動蕩之後，其政治態勢已基本穩定，其經濟形勢已開始複興。然而，細觀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轉型和態勢，卻尚未完成“複興”和“軟著陸”。用中國學術界熟識的詞彙——“史學危機”、“哲學貧困”和“文學疲乏”來形容俄羅斯學術界曾經麵臨並至今仍未終結的狀況似乎不為過。俄羅斯學術界路窮思變，力圖從俄國學術文化傳統、蘇聯學術經驗和教訓中汲取“營養”，從當代國際學術思潮中尋找“催化劑”。以“文明史觀”為基本研究方法的“文化史”和“文化學”是俄羅斯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它既是19世紀俄國古典文明史觀的複興，也是學術界對急劇轉型中的俄羅斯社會環境和冷戰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國際環境的一種回應。
一、文化史與文化學：相互關聯的兩個亮點
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俄羅斯翻天覆地般的社會轉型，其學術界也進行著研究內容、方法和範式的急劇轉換。它的基本趨勢是：長期居支配地位的，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根本特征的馬克思主義，不論是作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還是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均被拋棄。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曆史學和哲學處境最為艱難。曾幾何時，在蘇聯時代，曆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地位最顯赫、最具權威性和政治指導性的學科。蘇聯史學成就巨大，獨樹一幟，不容忽視。何兆武先生評價：“蘇聯史學的發展有過七十多年的曆史，富有它自身的特點，曾對世界史學界、尤其對我國史學界有過很深的影響。”［1］（1）然而，過強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的要求和約製，使得蘇聯史學與蘇聯模式一樣呈現出扭曲的形態。曆史學即是政治，即是黨的方針和路線的反映。俄羅斯當代著名曆史學家科瓦利欽科院士在1991年表示：“從20年代末開始，在史學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學研究的內部規律，也不是社會對曆史學越來越廣泛的興趣，而是政治意識形態和黨的機構對曆史科學的幹涉。曆史學的任務是為黨目前推行的政策提供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曆史學家經常被迫成為官方要求下的對過去事件解釋的注釋者和說明者。”［2］俄羅斯科學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長丘巴利揚院士在1998年也曾指出，“今天所產生了的曆史學危機感，其主要的和所有的責任不是反映在曆史學的個別現象上，而是反映在曆史學的本質上”，“我們應當承認，曆史學危機本身標誌是存在的。然而這是舊思想、觀點和方法的危機”。［3］於是，在“填補曆史空白點”口號下，全國掀起了一股曆史熱。不僅僅是曆史學家在重新反省六十餘年蘇聯曆史的發展，而且政治學家、檔案學家、經濟學家、詩人、作家、戲劇家甚至家庭主婦都投身到填補“曆史空白點”的浪潮中。俄羅斯史學家感歎：“這是多麼令人奇怪的時代。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曆史學家。”［4］（3）哲學同樣擁有著昔日的顯赫地位和今日的相同遭遇，近二十年來同樣經曆著學科轉型的“苦難曆程”。中國學者安啟念先生評價：“七十年的曆史表明，蘇聯哲學與蘇聯政治是共進退、同榮辱的，離開二者的關係，蘇聯哲學的發展曆史就難以解釋。”［5］一夜之間，大學和科學院係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研究機構要麼被迫解散，要麼改換門庭。
曆史學和哲學處在俄羅斯社會劇變和學術轉型的風口浪尖之上。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俄羅斯政治、經濟和外交向西方“一邊倒”的同時，學術界也開始了研究方法和內容的“全盤西化”。新自由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實證主義、新史學和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被廣泛地、甚至不加選擇地移植到學術研究之中。其結果，缺乏原則性、違背規律性和喪失根基性的學術轉型差強人意。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言：在曆史學方麵，“我們是如此努力地填補著曆史上的‘空白點’，以至於沒有發現，不僅曆史上沒有了‘空白點’，而且連曆史本身也不複存在了”。［4］（3）於是，俄羅斯學術界開始認真思考出路，嚐試現代學術趨勢與本國學術傳統的結合。
在史學研究領域，文化史（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ы）在某種意義上也包括了社會史（Соци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成為當代俄羅斯史學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亮點。大學裏普遍地設立俄國文化史教研室，開設不同時期的俄國文化史課程。具有代表性的如彼得堡大學曆史學係的“西歐史與俄羅斯文化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истории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設立於1996年，教學目標是“在基本的曆史教育基礎上，強化文化史，首先是俄國和歐洲文化史領域的專家的培養，該專業既區別於文化學，也區別於反映在具體文化領域（語文學、藝術學、音樂學、戲劇學、哲學史和宗教史等）技能的個別專業”。教研室主任是語言學博士、文藝學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以及近代俄國文學史家盧堅科（Ю.К.Руденко），成員也由擁有藝術學、文化學、語言學博士學位人員組成。（參見：http：//www.history.pu.ru/struct/cathed/culture/general/history.htm。）莫斯科大學曆史學係設有“藝術理論和藝術史學部”（Отделениеисторииитеорииискусства），領導該學部的是羅蒙諾索夫獎金獲得者格拉謝科夫（В.Н.Гращенков）院士。下設“俄國藝術教研室”（Кафедр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искусства），教研室主任為藝術學博士、俄羅斯藝術科學院院士圖爾欽（В.С.Турчин）教授，該教研室講授從古至今的俄國藝術史問題。該係還設有“俄國文化史實驗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現在“已成為全俄在這一領域研究最著名的中心之一”，90年代以來相繼出版了10卷本的《俄國文化簡史》（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19世紀俄國文化簡史——社會文化領域》（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XIX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окультурнаясреда.）（參見：http：//www.hist.msu.ru/Labs/RusCulture/Cultur.htm）出版了一係列俄羅斯文化與文明史的著作。代表著作如：澤金娜等：《俄國文化史》（ЗезинаМ.Р.идр.КультураРоссии.ⅨⅩⅩвека.М.，1998.中文版由劉文飛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雷巴科夫：《18世紀俄國文化簡史》（РыбаковП.А.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ⅩⅧвека.М.，1990.）；科什曼：《19世紀俄國文化簡史》（КошманЛ.В.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ⅩⅨвека.М.，1998.）；謝緬尼科娃：《世界文明共同體中的俄羅斯》（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利哈喬夫：《思考俄羅斯》（ЛихачевД.С.РаздумьяоРоссии.М.，1999.中文版書名為《解讀俄羅斯》，吳曉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卡拉—姆紮：《蘇維埃文明：從蘇聯建立到衛國戰爭勝利》（КараМурзаС.Совет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отначаладовеликойпобеды.М.，2005.）；卡拉—姆紮：《蘇維埃文明：從衛國戰爭勝利到今天》（КараМурзаС.Совет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отвеликойпобедыдонашихдней.М.，2005.）；伊戈爾：《文明搏擊中的俄羅斯民族》（ИгорьШафаревич.Русскийнародвби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2004.）。研究領域涉及了許多全新的或從前較少涉及的內容，如貴族莊園史、知識分子思想史、風俗史、貴族生活史、決鬥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農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別史、城市生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