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形式：快感的編碼與小敘事
南帆一
至少在20世紀，文學形式始終是激辯的焦點。然而，曠日持久的爭論並未帶來期待的共識。相反，過量的闡述幾乎造成了理論的癱瘓。雷·韋勒克的歎息恐怕是許多人的同感：“如果有誰想從當代的批評家和美學家那裏收集上百個有關‘形式’（form）和‘結構’（structure）的定義，指出它們是如何從根本上互相矛盾，因此最好還是將這兩個術語棄置不用。這並不是難事。我們很想在絕望中將手一拋，宣布這又是一個巴比倫語言混亂的實例。這種混亂，正是我們文明的一個特征。”［美］R·韋勒克：《二十世紀文學批評中形式和結構的概念》，《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第60頁。盡管如此，沒有多少人真正臨陣退縮。人們清晰地意識到，紛亂繁雜的觀點彙聚毋寧是另一個證明：文學形式是一個無法放棄的問題。文學形式涉及的理論頭緒如此之多，以至於成為許多命題繞不開的要津。例如，即使抱怨再三，韋勒克還是願意冒險表明，他對於文藝複興時期以及新古典主義者秉持的形式、內容二元論感到不滿：“我們不可能將形式與結構同價值、規範和功能等概念分開”。［美］R·韋勒克：《二十世紀文學批評中形式和結構的概念》，《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第75頁。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自從俄國形式主義學派出現之後，爭論的主題以及雙方陣營逐漸明朗。俄國形式主義學派不僅擅長分析文學形式的各種功能，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將文學形式確認為“文學性”的標誌。現今，許多人對於羅曼·雅各布森的著名論斷耳熟能詳：文學之為文學的性質即“文學性”。俄國形式主義學派心目中，隻有文學形式當之無愧地享用如此美譽。思想，道德，人物性格或者社會狀況，這一切均可能遭受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或者社會學的瓜分，文學形式才是獨一無二的文學財富。文學形式如此特殊，文學贏得了自主的存在——各種粗俗的政治動員令或者隱蔽的意識形態騙術由於文學形式的嚴格盤查而遭受剔除。按照M·H·艾布拉姆斯的概括，俄國形式主義學派“把文學首先視為一種語言的特殊模式……文學語言則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其功能並非通過外界參照物傳遞信息，而是以自身‘形式’上的特征吸引注意力，即語言符號自身的品質和內部關係等特征，給讀者提供一種特殊的體驗模式。”[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吳鬆江等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205、207頁。總之，文學形式的後援是語言而沒有必要在乎城堡上飄揚什麼旗幟。
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學批評家和語言學家，他們絡繹不絕地提供的論文彙成了某種尖銳的理論總結。盡管相似的主張曾經零零星星地浮現，例如法國的“為藝術而藝術”，然而，大規模的理論表述終於醒目地將文學形式推到了聚光燈下。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策動的理論挑戰很快遭到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的有力反擊。通常，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遵從黑格爾關於內容與形式相互轉化的辯證觀念：“內容非他，即形式之轉化為內容；形式非他，即內容之轉化為形式。”［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第278頁。當然，二者之間的相互轉化存在主從關係，內容決定形式。許多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成員看來，內容即是社會生活，或者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曆史潮流”。無論是戲劇還是小說，是巧妙的象征還是悅耳的押韻，總之，形式必須聽從社會曆史的調遣。換言之，文學形式不存在自身的目的，再現社會曆史即是文學形式的使命。如果僅僅將“文學性”解釋為各種玩弄形式的伎倆，那麼，作家隻能沉溺於雕蟲小技。他們再也無法仰望星空，追隨曆史的宏大敘事。這無疑是莫大的悲哀。這種文學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結局——拋棄曆史的文學隻能被曆史所拋棄。
相當多的論述之中，以上的觀念衝突時常追溯到階級的文化性格。形式主義顯示的是資產階級的瑣碎、無聊、遊手好閑以及頹廢主義的心情；相反，擺正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表明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品格——無產階級是未來曆史的主人，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崇高目標是他們選擇現實主義的必然理由。盡管這種論述有效地銜接了文學形式的政治家譜，但是，這並非問題的全部。文學形式在主體、語言、世界所形成的認識領域或者知識空間承擔了什麼，“階級”這個範疇僅僅提供有限的解釋。米歇爾·福柯的《詞與物》發現，不同的曆史時期，一些潛在的“認識型”普遍地卷入“詞”與“物”的複雜關係；具體地說，各種“認識型”不可避免地主宰了人們對於文學形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