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初稿之所以可以在1994年夏完成，全憑很多人的大力幫助。我對屈佑天（James L。Watson）先生的感激難以言傳。作為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的導師，他最先鼓勵我到中國西北研究社會記憶問題。同時，我深深感激哈佛大學張光直（K。C。Chang）教授和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張先生的幽默感和樂觀主義曾不止一次激發了我的讀書熱情；凱博文先生的淵博和卓見令我受益匪淺。
我在哈佛的學術之旅之所以那麼妙趣橫生、收獲豐富，多靠其他老師的鼓勵。
上述具有強烈責任心的教員兼大學者非常理解地傾聽我的研究彙報，對我給予無私的指導。在我的心中，這些學者占有的位置極為特殊。
很多人在閱讀了部分手稿或傾聽了我的設想之後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其價值無法衡量，更難以回報。為此，我需要鳴謝耶魯大學的蕭鳳霞（Helen Siu）、波士頓大學的魏勒（Robert Weller）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閻雲翔。當寫作進入最緊張的階段的時候，幾位朋友提供了技術和感情支持。
一些基金會和學術機構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實現的“鐵飯碗”。1989年夏天，北京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給了我第一次在中國西北從事研究的機會。1991年，一項支持夏季研究的麥倫獎學金（Mellon Fellowship）幫助我從美國前往甘肅省。1991年，皮波第成果獎學金（Peabody Merit Scholarship）支持我做了一學期的論文開題研究。1992年，一項外語與地區研究獎學金支持我在甘肅的檔案研究和方言訓練。1992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支持人類學研究的溫納——又一項麥倫獎學金資助了我1993年在台的檔案研究。在台灣的逗留期間，我受到中研院李亦園、莊英章、王道寰先生的關照，由他們安排對孔德成先生的采訪。伍得羅·威爾迅基金會（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提供的夏洛特W。 紐康波博士論文獎學金（Charlotte W。Newcombe Dissertation Fellowship）資助我完成了論文寫作。
對於所有這些機構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盡。
在修改的關鍵時刻，哥倫比亞大學的孔邁隆（Myron Cohen）教授仔細閱讀了初稿。他提出了很多精辟建議，對於書稿的出版頗有幫助。作為責任編輯，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瑪利爾·貝爾（Muriel Bell）女士以熱情支持和編輯建議的方式伴隨我走過了寫作的最後階段。
對於我的父母，景瑞銀和李蘊璞，我致以特殊的敬意，尤其要感謝父母對我的信念。我將最深切的感激給予我的妻子毛珍妮，因為她擴延了我對人類同情的心靈邊界。
特別需要感謝的其他人包括蘇陽、王亞雄、王衛民、楊念群、王甘、那紅、吳江七名同事和朋友；我在甘肅的研究得到了這些朋友和同事的直接支持。
我最應鳴謝的人們當屬甘肅省永靖縣劉家峽大川村的幹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順利完成田野調查。在此尤其要感謝孔慶達、孔慶培、孔繁榮、孔祥信、孔祥賢、孔令瑞、孔令述、孔繁鈞、孔繁恩、孔祥彥、孔祥國、孔祥蘭、孔維科、孔令玉、孔煥德、孔繁苗以及當時的村幹部對我的照顧。這些人，還有大川的其他村民，才是本書實至名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