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人類與自然的紐帶，江河日月、悲歡離合、美麗與醜陋、文明與！蠻、憐憫與冷漠無不雜居在這片神奇的精神土地上。語言重塑了世界，語言也混淆了世界，更重要的是，語言豐富了世界。人類借助語言構建客觀世界，客觀世界的不可知性才日趨清晰可知；客觀世界通過語言折射人類的心理認知世界，語言規則是現實對象的規律在語言中的投影。語言不單複製客觀對象世界，更幫助我們認識現實世界。語言與人類的認知密不可分，人類隻有更好地理解語言，才能更好地認識人類自己。因此，語言是人類認知能力的體現。
洪堡特說，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們的語言。語言是民族的最根本特征，民族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差異上。語言與思維具有發生學的同源性，沒有語言，人類的理性思維就喪失了思想的表達工具，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同時，人類的精神活動也不斷地影響語言。在語言與精神之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入的精神。
哲學是文化的根、語言學的搖籃，所以謂“文以載道”。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哲學是萬物之學、智慧之學。古希臘思想家以哲學之名、智慧之實來統稱人類的一切知識；我國儒家經典《爾雅》釋“哲”字日：“哲，智也。”自語言文字誕生的那天起，中外學者嘔心瀝血.窮究其功能奧妙，代代闡釋，終而彙成了人類語言研究的智慧源頭——名實哲學。
人類對語言性質的思考恰似浩瀚江水東流，在西方，可以追本溯源至古希臘蘇格拉底時代，那時的智者已將探索觸角延伸至能指和所指的動因關係——它們是自然臨摹還是成俗約定，並由此形成了分別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謨克裏特為代表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對立陣營，拉開了影響長達兩幹多年的名實論爭之序幕；在我國，可追溯至先秦諸子百家時期的名實之辯。東西方關於符號性質的名實論爭對以後的語言哲學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
西方古代的這種語言認知思想始於古希臘哲學家對於“詞”與“物”或“名”與“實”的關係之辯。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logos）學說認為語言臨摹自然。Iogos乃自然之道（law）、理性思維（logic）和言說（dialogue）。它既是自然本身之“道”、客觀規律，又是思維之“道”、理性、理念。同時它也是語言、言說，不是感性的、經驗的，而是理性的、思維的。相反，德謨克裏特學說認為語言充滿著不規則現象，隻有人為的產物，才會造成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因而是約定俗成的，所謂“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而自然形成的產物應該是鬼斧神工、完美和諧的。
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觀從一開始就和他們的本體論、世界觀緊密聯係在一起。他們並不把語言當成研究對象，而是通過對語言的研究了解思想的真諦，同日寸又借助對語言性質的探究揭開人類思想的神秘麵紗。因此，最先引起他們注意的是關於“詞”與“物”之間的關係問題：人類的語言是怎樣產生的？“詞”與“物”之間的關係究竟是自然的還是規約的？對這一問題的探究形成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派別：理性主義派認為語言是自然賦予的，是合乎規則和邏輯的；經驗主義派則主張語言是由人類規定的，所以語言結構中存在許多不規則的表達方式。
從語言學曆史來看.經驗主義方法論是傳統語言學的基石，占主導地位。自從古希臘語文學時代以來就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研究傳統，即分別以赫拉克利特→克拉底魯→柏拉圖.斯多葛學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和以德謨克裏特一赫莫根尼→亞裏士多德→亞曆山大學派為代表的經驗主義。這兩種傳統始終貫穿於整個西方語言學曆史。西方語言學研究不同曆史時期經驗主義（經驗論）和理性主義（唯理論）的相互關係，為我們認識西方語言學研究的整個演變曆程畫出了一張清晰完整的路線圖，對當代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