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是“絕配”
“中日青年沒啥區別”，這直接體現在了兩國之間往往飽受爭議的“曆史認識”問題上。兩國年輕人都基本停止了對曆史的思考，盲目聽從大眾化的輿論或接受欺騙性的灌輸。這一惡性循環嚴重阻礙著實現曆史和解。
曆史認識沒有對與錯，不同的國民國家有不同的立場和認識，而且，一個社會內存在著各種的曆史觀天經地義，永遠達不到定論，隻好通過民主的討論追究真相。
在日本，反華情緒高漲往往與政治生態有關，也跟集體主義等文化因素有關，兩者勾結在一起使得局麵變得錯綜複雜。中國社會有時也難以包容不同的價值觀，一方麵與政治生態有關，但也跟中國式的隨大流文化有關。兩國社會都存在著問題，我們要告別簡單地把責任轉移給對方的幼稚思維，需要培養“共同開發”解決方式的態度。
獨特身份加上近年對中國時事的評論讓我處境有些尷尬。在日本，有人說我被“赤化”，在中國，有人說我沒資格對中國說三道四，兩者往往衝突，我則無能為力。
我理解讀者對我的批評，對此我深表歡迎，但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和扮演的角色有著把握和信心。那些情緒化、極端化的聲音對我思維和判斷毫無產生影響。中國言論環境需要來自第三者的聲音，為的是促進更加開放、包容、多元的發展環境，這也符合改革開放的大趨勢。我堅信，當代中國與加藤嘉一是真正意義上的“絕配”關係。
任何說話者需要做好心理準備。既然你在行動，有人回應屬於正常。尤其在中國和日本這樣極為敏感、微妙、複雜的互動環境下，一個人發表觀點越明確，遭到大眾攻擊的可能性越大。一個日本人說中國，一個中國人說日本都極為敏感而有風險，因為讀者一般具有對外的傲慢與對內的偏見，在失去理性和判斷力的情況下趨於攻擊對方。
我從事評論工作就不得不考慮到來自中國與日本雙方的反應。不管是談曆史認識還是談領土爭端，我盡量溫和、平衡、中庸地去表達，不讓雙方感到不舒服或受委屈。然而，我絕不會盲目討好大眾，即使被夾在中間，也要勇敢地說下去，做下去。
中國的閑人
2011年年底我去了趟西安。每天早上跑步，從小寨跑到城牆內，到鼓樓後折回。
西安舉辦了世園會，地鐵通了，城市變得更加現代化。不過，時光流逝得還是漫長，居民的生活依然繼續，與以往沒什麼大變化，令人欣賞。我喜歡這座古城。
每當走到中國一個地方，尤其在中西部的城市，都遇到一種感受，即居民過得很休閑。除了北京、上海這兩個大城市外，包括引領中國GDP增長的廣東地區，中國的城市一方麵讓我領會到老百姓過日子不容易，另一方麵也讓我感覺到一種“休閑”。
中國人似乎活得沒那麼累，至少沒有像東京上班族那樣被壓抑，每天以同樣的節奏和規律枯燥、單調地度過無聊的人生。
休閑的日子、閑人的蔓延，這對中國的高速發展來說是意味著什麼呢？它們應該為過快的物質增長起到緩衝器的作用。我估計，中國至少有兩至三億閑人。其生活方式在我看來很經典。
相信許多中國朋友都曾到處看到過那些在街頭上、胡同裏沒事幹的百姓。吃飯、喝酒、聊天、睡覺、打麻將、打牌……他們一輩子就是這樣過日子的，休閑、快樂，無所事事，對這個社會的發展似乎沒有作出什麼貢獻，但他們卻是幸福指數最高的一群人。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隻關心自己的生活，照顧周圍的朋友。以“不關心”為思想基礎的虛無主義似乎也是中國人謀生的智慧，否則活不下去，來自“國情”的壓力太大，必須走出而超越。
就像古希臘亞裏士多德說的，“閑暇”對長期健康治理城邦來說是關鍵要素。中國社會擁有這個基礎，而日本沒有，日本沒有那麼多閑人，日本人把“休閑”視為一種恥辱，不能不忙，隻能扮演工作狂，否則被多數人排斥到邊緣。
中國人則寧願扮演閑人的角色。這種截然不同的差距是產生於國家發展階段的不同還是傳統風俗文化的差距？我一方麵懷疑中國無處不在的閑人之蔓延，另一方麵也高度評價擁有“閑暇”文化的中國社會。後者對日本社會來說具有借鑒意義，當然，日本人的嚴謹對中國社會來說也是必要的。
休閑和嚴謹這一代表中日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立，卻相輔相成。
高鐵VS民航？
在中國，飛機晚點是常識。
高昂的“行走成本”恐怕是我至今在華生活中最不適應的一點。去哪兒，看什麼，坐什麼，幹什麼，提什麼，答什麼，修什麼，碰什麼……都要考慮到方方麵麵，沒啥順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