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英國首席檢察官哈特萊·肖克勞斯爵士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宣讀過一個德國人的報告，此人曾親眼看到在烏克蘭的一次規模較小的集體屠殺。法庭在宣讀這份報告時，全場嚇得鴉雀無聲。報告是赫爾曼·格拉伯經過宣誓畫押的供詞，他曾任一家德國建築公司烏克蘭分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1942年10月5日，他在烏克蘭的杜布諾親眼看到特別行動隊的人員在烏克蘭民團的配合下，在殺人坑旁殺人的情況。他報告說，這次共殺害了鎮上的五千名猶太人：“我的工頭和我直接走向坑那邊去。我聽到從一個小土堆後麵傳來一連串的槍聲。手中拿著馬鞭子或狗鞭子的黨衛隊人員命令從卡車上下來的男人、婦女和大大小小的兒童脫下衣服。他們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點，按鞋子、外衣、內衣分類放著。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約有八百到一千雙，還有一大堆一大堆內衣和衣服。這些人脫下衣服，一聲也不叫喊，也沒有哭泣。他們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別，等待著另一個黨衛隊人員打手勢。這個黨衛隊人員站在離坑不遠的地方，手裏也拿著一根鞭子。我在近坑處站了十五分鍾，沒有聽到一個人叫怨或懇求饒命。一個銀白頭發的老太太抱著一個周歲左右的孩子，唱歌給他聽，還逗著他。孩子高興得咯咯地笑著。孩子的父母噙著眼淚望著他們。父親拉著一個約十歲的男孩子，溫存地向他說話；孩子忍著滿眶淚水。父親又一手指著天空，一手撫著孩子的頭，好像在給他解說些什麼。
這時，站在坑邊上的一個黨衛隊士兵向他的一個同誌叫喊幾聲，那人便點出二十來人，叫他們往土堆後麵走去。我清楚地記得一個苗條的烏發姑娘從我身邊走過時指著自己說：‘二十三歲。’我繞過土堆走去，發現前邊有一處很大的墳場坑。屍體緊緊地挨在一起，一個壓著一個，隻有腦袋露在上邊。差不多所有的人頭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還在動彈，有人舉起膀子，轉動著腦袋，表示自己還沒有死。坑裏已裝滿三分之二，我估計裏麵有一千人了。我探尋放槍的人。那是一個黨衛隊人員，他坐在狹窄的坑頭邊沿上，雙腳懸到坑裏，手裏拿著一支衝鋒槍，抽著香煙。赤身露體的人們住坑裏走下幾步，從躺在坑裏的人頭上爬到這個黨衛隊人員指定的地方。他們躺在死人或受傷者的上邊；有人還撫摩一下活著的人，輕聲跟他們說些什麼。一會兒，我就聽到一陣連續的槍聲。再往坑裏一看，有人抽搐著身子，有人把頭枕在別人身上，動也不動了。血從他們的脖子上流下來。又一批人已經走過來了。他們走進坑裏，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難者身上被槍殺。就這樣殺了一批又一批。”
還如，他們在集中營利用受難者做各種慘無人道的試驗。囚犯們被注射致命的斑疹傷寒和炭疽病毒。他們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凍”試驗，或者被脫光衣服放在戶外雪地裏直至凍死。他們還被用來進行毒藥彈和糜爛性毒氣的試驗。在專門囚禁婦女的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被稱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蘭女犯受到毒氣壞疽病的創傷，其餘的女犯則被進行“接骨”試驗。在達豪和布痕瓦爾德，吉普賽人被挑選來試驗靠喝鹽水究竟能活多長時間，是怎樣活的。在幾個集中營，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大規模地對男女犯人進行了絕育試驗，因為正如一個黨衛隊醫生阿道夫·波科爾尼有一次在給希姆萊的信中所說：“不僅要征服敵人，而且要使他們滅絕。”負責為德國空軍做高空試驗的臘徹爾博士供述：“我曾親自從減壓室的觀察窗中，看到裏麵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兩肺破裂。他們會發狂，扯掉自己的頭發，想努力減輕壓力。他們在瘋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頭和臉，傷害自己。他們用手和頭撞牆，高聲號叫，努力減輕耳膜上的壓力。這些情況總以試驗者死去告終。”
這個專製獨裁的惡魔，豈止向其他民族潑灑了深重的災難，也把德國人民扔進了苦難的深淵，甚至對於自己的人民懷著深深的仇恨。當喪鍾即將敲響的時候，希特勒更是把失敗諉罪於他的人民：“如果德國民族在這次鬥爭中被擊敗的話，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曆史麵前沒有能夠證明它的英勇氣概，注定隻能遭到毀滅。”
憎恨並降罪於自己的人民，從而讓自己的人民陷入於痛苦的深淵，這應是一切專製獨裁者的共性吧？
（四）
而華盛頓的“美國二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更是將這種罪惡與痛苦的萬千細節、將曆史深藏的種種細微之處，立體地集中地呈現在世界人民的麵前。
我是在一位懂英文的中國同行的引領下進入這所紀念博物館的。雖然我通過《第三帝國的興亡》知道了那些真正駭人聽聞的細節，但我還是感到被雷電擊中一樣！那是在展示納粹集中營的“最後解決區”，從成批押送猶太人到死亡營的火車車廂、集中營的上下鋪、毒氣室，到被害者的剃須刀、眼鏡、牙刷，兩萬三千件實物讓你置身於那段複活了的曆史之中，你不是旁觀者，你就是曆史的一部分。
這裏有四千隻死難者的鞋，它們的主人全部死於納粹集中營毒氣室。它們層層疊疊屍體般參差在一起。望著這黑魃魃的一片，我的每一個汗毛都張開著，這時，每一隻鞋就如一隻大睜的眼睛，直逼著你的靈魂，問：記住了嗎？這四千隻鞋的對麵牆上，刻著一位猶太詩人的詩：“我們是鞋／我們是最後的見證／因為我們不是血肉之軀／我們才逃脫了地獄之火。”這四千隻鞋中，會有一雙那個猶太小姑娘的鞋嗎？當她走進毒氣室之時，抬起還不懂得憂鬱的眼睛，望望天，又望望地，終於哀傷地自語著：“地上的野花啊，明天我就不能看見你的微笑了。”
同樣是在這裏，我有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搖籃曲，古老的希伯來語、德語等多種語言混唱的搖籃曲，悲涼，哀慟，把時空都釀作一條痛婉憂傷的河流在你心上曲曲折折地流淌。我不走，反複地聽，讓淚水與這痛婉憂傷的河流一起流淌。我知道，這一定是從一位男人的心上滴下的鮮血。果然，我的這位已經十數次來到過這裏的同行，也是噙著淚水告訴我這首搖籃曲歌詞的大意：“我想用吊在天花板上的搖籃搖你們入睡，我的兒子。可是我們的家園已經在大火中被毀，我怎麼還能搖你們入睡，啊，我的寶貝。我想用我的頭發做繩搖你們入睡，我的兒子。可是我到哪裏去尋找你們的屍骨，我如何還能搖你們入睡，啊，我的兩個死去的兒子。”這是一個因為納粹專製的罪惡而失去家園又失去了兩個兒子的父親的搖籃曲。
這座建築麵積三萬六千平方英尺、造價兩億美元的紀念博物館（全部來自美國三十多萬個人、公司和基金會的私人捐款），與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起，無疑已經成為納粹專製獨裁製度的一個噩夢，因為它喚醒了人們的永久記憶。
美國二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在它的六角形祭奠大廳的正麵黑色大理石牆壁上，刻著《聖經》裏的一段話：“密切警戒你自己和你的靈魂，以免你遺忘在這裏親眼所見，以免這些見聞在你的整個生命中銷聲匿跡。而且，你應當讓你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了解這一切。”所以，威廉·夏伊勒還在1990年5月為《第三帝國的興亡》再版所寫的《後記》裏告誡一切善良的人們：“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走歧途的政府和無所適從的人們如果能記住納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幾乎席卷了全球的種族大屠殺，可能也將是有益的，而這正是本書的宗旨。記住過去有助於我們理解現在。”
（李木生文，原載《書屋》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