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套書至今陪伴我不離不棄，一套是1974年費盡周折才從北京購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八十塊錢；一套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第三帝國的興亡》，1979年一個落雪的冬日磨了好多嘴皮從青海省烏蘭縣新華書店買下的，五塊一毛五分（我至今對於那位大姐般的售貨員心存感激），作者是一個名叫威廉·夏伊勒的外國人。我那時正在青藏高原苦熬時日，青春荒蕪得比戈壁沙漠還要粗疏無趣。轉眼生命竟至蒼寒的深秋，雖然人生讓歲月之蹄撲騰得狼狽不堪，可心上仍有著純真與熱忱，究其原因，這兩套書是有著功勞的。
威廉·夏伊勒在納粹政權剛剛死亡不久，就著手還原這一惡魔般專製獨裁的全部血肉，為最終的審判提供活生生的證據，期待專製獨裁從此絕跡，並重重地拷問每一個當事者與後來者的靈魂——麵對納粹專製獨裁的罪惡，你看見了嗎？你記住了嗎？你指證了嗎？你反抗了嗎？為了讓易於遺忘的人類強化記憶，他在這部大書的最前邊，作為引言，用大字引用了哲學家桑塔亞那的這句名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一個反複地重蹈覆轍的民族，必然地是一個反複地被迫遺忘或習慣性遺忘的孱弱而無望的民族，當然也隻能是一個災難頻仍的民族。雖然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我在美國，於網上下載了威廉·夏伊勒的這部著作，也是在這樣雪落不已的冬季，一字一句地重讀，仍然會讓心上惕厲懍懍。當然也有會心的微笑，那是在威廉·夏伊勒用平實準確的筆觸，生動異常地挑破龐然大物內裏的虛弱的時候。例如，當這個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於1933年1月30日誕生之時，希特勒吹噓說它將會曆經千年而不衰，其後，在納粹黨的語言中，這就成了一種基調，常常稱其為“千秋帝國”了。在這裏，威廉·夏伊勒隻用了一句話，說“它一共存在了十二年零四個月”。落雪的寒夜裏，這句話讓我感到溫暖。
（一）
納粹興起之前的整個德國，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泥淖之中，物質匱乏，精神頹喪。因為“啤酒館政變”失敗而被逮捕與審判的希特勒，正好把審判庭當成自己宣傳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講台。他喊著最為時髦的口號——“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摧毀者”。他向人民許諾，要“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這個人類曆史上空前的獨裁者，在“土地”與“麵包”等甜棗的掩蔽之下，瘋狂地擴充與鑄造納粹黨的“重劍”。如早在納粹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的1930年年底，他的荷槍實彈的衝鋒隊和黨衛隊已達到十萬人之眾，成了一支比德國國防軍還要大的部隊。而到他掌權的1933年，為納粹黨奪取政權提供暴力和恐怖服務的衝鋒隊人數更已多達兩百萬之巨，是當時德國陸軍的二十倍（當然，當希特勒取得政權，需要“秩序”、需要穩定、需要陸軍支持的時候，他又可以血洗自己的衝鋒隊）。
1933年1月30日中午，由於在大選中獲勝，這個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黨魁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德國總理。把選票投給了希特勒的德國人民和這個不久於人世的總統，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到，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他就使得德國完全納粹化，也就是整個德國都成為納粹黨一黨的天下，而他則成為這個完全納粹化國家的獨裁者。
納粹黨自導自演的“國會縱火案”，是希特勒走向專製獨裁的極其重要的行動。國會大廈起火後的次日，他就使興登堡總統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的法令，這項法令“暫時”停止執行憲法中保障個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項條款。它規定：國家可以任意限製個人自由，限製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製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製財產的命令。既然誣陷國會大廈的縱火者是共產黨，當然也就堂皇地宣稱這項法令是“防止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的預防措施”。打著“保護人民”的旗號，卻取消了人民一切自由的權力，名曰“暫時停止”，卻延長到這個政權垮台的一刻。威廉·夏伊勒給我們描述了這樣的場景：“滿車滿車的衝鋒隊員在德國各個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駛過，未經許可，破門而入，進行搜查，把受害者帶去，投入衝鋒隊營房中，嚴刑拷打。”
已經納粹化的德國也有“人民代表”組成的議會，隻是希特勒將其變成了聾子的耳朵。這個獨裁者就任總理不到兩個月，就在全副武裝的褐衫衝鋒隊員“交出全部權力”的呼嘯聲裏，逼迫議會通過了一個“授權法”，將立法權（包括國家預算的控製權）、批準同外國締結條約權、憲法修正權都從國會手中拿過來移交給他的內閣，為期四年。此外，這項法律還規定，內閣製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並且“可以不同於憲法”。威廉·夏伊勒把這樣的議會形容為“僵屍”，他說：“議會把它的憲法權力交給了希特勒，從而實行了自殺，雖然如此，它的屍體卻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擺在那裏，到第三帝國的末日為止，偶然拿來充當希特勒大聲咆哮的傳聲筒。它的議員以後都是由納粹黨一手挑選出來的，因為以後就再也沒有真正的選舉了。這一項授權法就是希特勒獨裁政權的全部法律基礎。”這個所謂的“授權法”，還有一個正式的名字：《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仍然是打著人民與國家的幌子，還有一絲不苟的形式與程序，隻有內容與實質是無恥的專製與獨裁。等到連“議員”都是黨來指定與挑選的時候，這個議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都百分之百地擁護希特勒的任何為所欲為的“決議”與“法律”了。以後每過四年，一個橡皮圖章似的國會就恭順地再把這個法案延長四年，到戰爭發生時為止，它一共隻舉行過十二次會議，沒有進行過辯論或表決，而且除了希特勒發表的演說外，從未聽過別的任何發言。
“授權法”“順利”頒布剛過十二天，希特勒即頒布了一項法律，規定他有權任命和撤換地方政府，解散議會，任命和撤換各邦的官員和法官，於是他新任的官員無一不是納粹黨人。四個月之後，他又發布了一項新的法律，規定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是德國的惟一政黨。凡維持另外一個政黨的組織機構或組織一個新政黨者，則處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個月到三年的拘禁。從此，別的政黨被一概鏟除，納粹黨一黨橫行天下。這個一黨橫行的納粹黨在全國有著龐大的組織網絡。全國分成幾十個大區，各區都有自己的領袖；區轄分區，分區又有分區的領袖；分區之下還有支部與小組，都是一元化領導，隻對上負責。黨組織周圍，還設有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年隊和國社黨婦女聯合會，蜘蛛網一樣的組織幾乎將每一個人都網羅其中。
1934年8月2日上午九點，八十七歲的總統興登堡逝世。三小時後，希特勒宣布，根據內閣前一天製訂的法律，總理的職務和總統的職務已經合並為一，他——阿道夫·希特勒——已經接管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接著，他又以法律的名義讓軍隊全體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對德國，不是對憲法，而是對他個人宣誓效忠。誓詞如下：“我在上帝麵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
黨在國家之上，領袖在黨之上，一黨專政與領袖獨裁至此全部實現。威廉·夏伊勒親眼看到，“希特勒萬歲”不僅在納粹黨人盛大的群眾大會上已成為群眾齊聲呼喊的瓦格納式、偶像崇拜的口號，而且已成為第三帝國時代德國人之間相互打招呼時必須采用的形式，甚至在電話中也是這樣，用來代替過去的“哈羅”。
1945年繳獲的納粹黨埃那出版社的版稅清單表明，希特勒《我的奮鬥》1925年銷了九千四百七十三本，此後三年中，銷售量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1927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1928年隻有三千零一十五本。但是在希特勒擔任總理的頭一年，《我的奮鬥》就銷售了一百萬本，他的版稅收入也從碼洋的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五，達一百多萬馬克。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年，這本納粹黨的聖經般的“寶書”，在德國已經銷售了六百萬本。威廉·夏伊勒給我們提供了“熱銷”的細節：當時家家戶戶的桌子上都有這本書，否則就會感到不太安全；在青年男女結婚的時候，人們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奮鬥》，幾乎是一種義務；而且學童們不論從什麼學校畢業，也幾乎人人都會得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