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流方式和媒介的變化因為與經濟、生活有著密切的聯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引領著社會的潮流。電報話務員曾是引無數人羨慕的“高尚”職業，拿起手搖式電話機聽筒說一聲“請幫我接某某”也倍讓人覺得神氣，當年的BP機和大哥大更是國人眼中時尚的標杆，而到了21世紀，我們看到的是洶湧人群中五花八門的手機，收發電子郵件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互聯網即時通訊、視頻聊天成為日常聯絡的基本手段，衛星電話在幽僻山穀中也能接打自如。。。。。。這一切在這六十年間如走馬燈般流過，越往後變化的速度越快，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大步向前和開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信息溝通手段也跟上了國際的節奏，個性化的定製模式、多樣化的功能訴求成為國人孜孜以求的方向，中國的圖像、聲音和文字在蛛網般的聯通世界裏顯得異彩紛呈。
時下的流行詞彙“地球村”形象地概述了如今世界的發展狀況。現代人也許難以想象，在傳遞信息方麵，古人與今人比起來那叫一個費勁。那時交通並不發達，於是就有人煞費苦心想出各種各樣的招兒來傳遞信息，比如飛鴿傳書、烽火遞信，以此為基礎還流傳下不少關於它們的故事。
有需求就有市場。當飛鴿和烽火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時，生產力就會推動新的技術出現，於是就產生了郵驛製度，有了專門送信的信使，專門為信使駐馬休息的驛站。中國的郵驛製度出現得較早，其曆史長達3000年。說起驛站，簡單講就是古代接待傳遞公文的差役和來訪官員途中休息、換馬的處所，以後功能逐步有所擴展。和烽火台一樣，驛站信使都是官方的，因為皇帝要施展皇權，下達政令。而大家印象中的驛站無非像電視劇裏演的，配幾匹馬，用來傳遞個國家信息，或者給貴妃配送點時鮮水果什麼的，從個角度上看，中國的郵驛製度其實也包括了物流，也可以說是開物流業的先河。
說文解字中對於“信”的解釋是這樣的：“信”字由人與言組成，信就是人的話。把一個人的話帶給別人，叫捎口信；把人的話寫下來郵寄給別人叫寄書信。對於書信的起源是無從考究的。先人靠結繩記事，今天大家一起去打獵，打了幾頭獵物，誰分多少，怕忘了，就係幾個疙瘩，這既算是記事本，在某種意義上可是留給自己的“信”；走到一個山頭，發現獵物很多，便在山崖壁上畫幾群牲口，告知族人這裏可以狩獵，這也是“信”。春秋戰國時期的信是寫在竹簡上的，要知道那個時期七國紛爭，戰事頻繁，軍事安全十分必要，於是為了防止別人偷看，就在竹簡上麵覆蓋木板，用繩子紮好。
用來紮信的那根繩子就叫做“緘”，我們現在說的“三緘其口”意思是說嘴上貼了三張封條，形容說話謹慎，這個“封條”實際上應該是繩子。那時書信防盜還有一種方式是用封泥把信封號，再在封泥上蓋章，表明這封信沒有被拆開過，封泥上的字是有講究的，要起到“防偽”的功效。當然，這些方法都存在於紙質書信產生前的。到了漢代，天下太平，這時民間湧現出一位發明創造家——蔡倫。蔡倫同誌愛好科學發明，他在總結前人製造絲織晶的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適合書寫的植物纖維紙，才使紙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這項重大發明為書信大行天下提供了便利條件。無論是文人士大夫還是布衣百姓，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傳情達意了。
幾個世紀中，書信一直是互通消息的主要方式，直至電報的出現，人類的通信之路才翻開新的一頁，開始了將電作為信息載體的曆史。然而不幸的是，在通往這新聯通時代的道路上，自古以來科技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卻落後了，歐洲人和美國人成為新型通訊業的龍頭老大。
1844年5月，美國人莫爾斯通過由國國會讚助的3萬美元建起了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之間長達64公裏的電報線路，發送了世界上的第一封電報，電文內容是《聖經》中的一句話：“上帝啊，你創造了何等的奇跡！”此後，這種“閃電式的傳播線路”迅速發展，形成了巨大的通訊網絡。作為現代重要傳播媒介的通訊社，是在電報技術發明之後才出現和發展起來的；航海業中，有了電報技術，船隻之間互通消息也成為可能，最有名的就是泰坦尼克號沉沒時，通過電報將“SOS”這一求救信號發向了世界！
電報發明應用之後，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雖然立即對社會各個行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電報使用起來很不方便，它需要專業的發報員來熟記莫爾斯電碼。於是有人開始思考，能否把語音直接傳送到遠方呢，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方便使用。於是電話出現了，發明人是貝爾。
電話與電報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一個是將電轉化為文字，一個是將電轉化為聲音。人類之間的通訊一開始是無線的，一個人扯著嗓子喊，另一個人隔個幾十米都可以聽到，是不需要什麼通訊線路的。但是，隨著人類交流距離的增大，出現了遠程交流，有線電話為人們解決了遠程交流的問題，但是卻限製了人們的自由——要打電話，就必須被“困”在話機周圍。發現並使用電磁波，讓人類又回歸了無線通訊。1956年摩托羅拉正式推出商用的尋呼機，如果顧客需要立刻固定電話但又需要得到重要的信息，可以帶著一個尋呼機，尋呼台會把所有的信息廣播出去。此產品在八十年代正式進入中國市場，隨即像一股大潮將中國淹沒，十數年間，占領著中國通訊市場，充斥於人們的生活中。而貝爾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發明了電話，更留下了象征科技進步和技術發明的貝爾實驗室。無線電話就是源自貝爾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自此電話也從有線走上了無線之路。
2006年，《時代》周刊評選出年度人物，“你”被評為當年的年度人物。《時代》周刊在這期雜誌的封麵別具一格地設計為電腦顯示器，並配以一麵真正的鏡子，下麵寫著一行字“Yes, you. You control the Information Age. Welcome to your world. (對，就是你。你是信息時代的主宰，歡迎來到你的世界。)”。其意義為，互聯網的使用者們，通過博客、視頻共享、社區網站等互聯網用戶自創內容的爆炸性增長和影響力，使得自己成為本年的年度人物，也反映了信息時代的改變。與其相呼應的是，1982年，計算機當選為當年的年度人物，但它所預示的隻是高新的科技為我們生活所帶來的便利，而計算機在當今隻能算是一種工具。在信息時代，信息的真正的價值回歸於信息本身。
書信和電報：溫暖的字
“家書抵萬金”
網上的一則消息稱，09年春節期間全國發送手機短信達180億條，人們在向後方便快捷的拜年方式的同時，也無奈地發現，這些拜年短信的重複率高得驚人，我們的百年祝福日益走向“工業化”。現代通信的邊界使書信的時代好像成為遙遠的過去。最明顯的例子，大學的學子們從前往往每周或半月寄一封家書，到後來的幾天一個電話，再到現在，隨時隨地手機短信，親人間的交流看似頻繁，但內容越來越少。
1949年新中國建立，隨後，相關的基本國家機構和基礎設施也逐步建立，其中就包括與民眾很相關的郵政業。1949年11月1日，中國人民共和國郵電部隨掌控大陸領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成立，同年郵電部召開全國郵政會議，將原中華民國郵政的產業變更為中國人民郵政所有，12月27日，中央郵政經濟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決定成立郵政總局。那時，一年的郵政業務總量僅為69500萬件，函件59000萬件。到1989年，郵電職工已由1949年的十萬多人增長至一百多萬人，翻了十倍。改革開放後前十年時間，郵政基本建設投資相當於前30年的總和，郵政服務機構比建國初期增長了一倍。
解放前後，文化是掌握在少數知識分子手中的，就是所謂的“讀書人”，對於他們，寫個信不算什麼難事，而對於大多數不識字的普通百姓，寫信成了一種奢侈，隻能找人代寫，也由此，某個村要是有個秀才那就成了寶，讀書人為大家提供“書寫服務”，也獨享由此帶來的尊敬。建國後，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素質當然也是建設的重要部分。1952年我國開展大規模掃盲運動，其高潮以致延續至50年代末，成效也頗為顯著。此後，文字就不是製約人們寫信的首要因素了。書信大興一定與“遠遊”有關，六十年代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大興”，“文革”期間，毛主席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這些年輕人滿懷熱情，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中，遠離家庭，萬裏之外父母的牽掛於是便靠書信維係了。
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小學時都學過一篇叫《凡卡》的課文，講的是聖誕節前夜學徒凡卡趁老板、老板娘和夥計們去教堂做禮拜的機會，偷偷地給爺爺寫信，在信中，凡卡向爺爺傾訴自己難以忍受悲慘的學徒生活，再三哀求爺爺帶他離開這兒，回到鄉下去，並回憶了鄉下生活的兩個情景（一是爺爺守夜的情景，一是過聖誕節的情景）。最後寫凡卡把寫著“鄉下，爺爺收”的信塞進郵筒裏，在甜蜜的夢中看見爺爺正在念著他的信。上完這堂課，基於凡卡的慘痛教訓，語文老師們往往會專門開辟出一節課出來，教授如何寫信，格式該怎麼樣、信封如何填、郵票貼在哪，然後就讓學生們“實戰”一下，寫一封信，這也許是我們生平的第一封信。不知道現在的語文教學中是否還有這樣的課程。書信式微，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消亡。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是杜甫的詩句，後來元好問寫過類似的“青燈一杯酒，千裏古人書。”可見書信在過去人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和曾經發生過的作用。不錯，杜老夫子幾百年前給我們留下了一句“家書抵萬金”更深層次概括的是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見字如麵”是書信裏常用的一句話，短短四個字就飽含了書信雙方相見不得見的相思：求學在外的孩子、分居異地的夫妻、報效祖國的戰士，所有的情感都傾瀉筆尖。想著親人在暗夜裏跳躍的燭火下，展開帶有墨香的信箋，細細品味，寫信便也成了一件神聖的事。俗話說，“字如其人”，有一手漂亮的字在寫信時顯得很重要。字體就是一個人的名片，當看到熟悉的字體時，甚至用不著去看寄信人，都知道是誰又來信了，收信的人內心會湧上一股暖意。重要人的來信，人們會捆紮成包，細細收藏，在以後的歲月拿出來回味。
將簡練進行到底
自從1844年人類發出第一份電報，它已有近165歲高齡了，“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跡！”讓地球成為一個“村莊”的曆程由此起步。而今天，這個“開路者”卻已漸行漸遠，留給人們逝去的背影。
電報發明使用後，很快便傳到了中國。中文電報是用四角號碼發送的。
解放後，新中國的電報業務蓬勃發展，1958年9月建成的北京電報大樓（1956年動工）成為當時通訊業的“龍頭老大”，是新中國通信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1985年以後，電報業務量逐年下降，至2001年8月1日，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取消公眾電報業務中的特急和加急業務，傳統電報業務淡出百姓生活。
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全球二十四個時區我們就跨了五個。在五六十年代，交通還不是很發達，有些山區的信件甚至是要靠馬車或是牛車運輸的，一封普通信件要從一個省到一個省，等上一星期甚至是一個月是常事，很多緊急的消息不能夠順利傳達，於是快捷的電報擔負起了傳遞重要信息的重任，成為了重要的交流工具。
30歲以上的人可能還有這樣的童年記憶：經常聽見郵遞員在家門口高喊“某某，電報！”電報曾經與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二十多年前，電信廳裏的電報窗口常常排起長龍，尤其是逢年過節或遇突發事件，電報窗口24消失連軸轉也常常忙不過來。去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時，人們紛紛打電話、發短信地報平安，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擔任這一重要角色的則是電報。與聽聲不見字的電話相比，以文字為元素的電報帶給人們的是深沉的情愫，因為它和信一樣，白紙黑字，讓你捧在手裏，覺得踏實。凡事經曆過電報時代的人，大多還記得在聊聊數言的電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往往是“盼接”、“平安到達勿念”、“家有急事速歸”一類的字眼兒，這些簡練的表達，創造出一種別樣的文風──因為電報是按字計費的，真是契合了那句成語：“惜字如金”。拍一份電報，如何用最簡短的話表達同樣的意思，就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說話過程”：先要盤算一下用幾個字能把事情說清，能少用一個字就省一個字的錢，於是就出來了不少“江湖黑話”：
“春節家走，29接263次”（春節要回家，29號來接263次列車）；
“甥”或者“好”（生孩子報喜，生男則為“甥”，生女則為“好”）。
也有有趣的，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員帶著介紹信給地方法院發特急電報，電文是“刀下留人”，雖然隻有4個字，但是“意境”深遠，並且是有法律效力的。電報的確實將中國人的簡約風尚“簡約”到了極端化。
電報淡出，與其說是一種通訊方式的消失，不如說是與一種說話方式的告別。沒有那一種通訊方式，能給人以比電報更為鄭重的了，這份鄭重，來自它的成本和簡練，承載了我們太多的訴求和期待，一百年曆史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懷念。
固定電話：看我七十二變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婦叫呂桂花，呂桂花讓問一問，最近你還回來嗎？”
以上這一段是電影《手機》開場中的一首插曲。13歲的嚴守一騎自行車趕到鎮上，從上午排到下午終於用鎮上唯一的一部搖把電話打通了礦上堂哥的電話，這段戲讓我們又重新認識了古董級的電話——手搖式電話。
通常在影視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演員抓著搖柄亂搖一通，然後就說“給我接哪哪哪”。其實，這種電話的搖柄真正作用不在於撥號，而在於發電。接通的也不是直接要找的，而是總機，你說要找哪裏，話務員再給你把電話線接過去，而且是靠人工手動的，一大排線路插孔，都通向不同的地方。如果不巧你的話務員技術不熟練，接錯就在所難免了。這就是我國第一款真正意義上的電話，並且它在曆史上也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
解放前就不用說了，隻有大資本家和官僚才能用上電話，普通人可能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種玩意兒，但是1949年以後我們就“社會主義”了，講求人人平等，精神上和物質上都不例外，可無奈於資源有限，也不可能家家戶戶都給裝個電話。直至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為了加強聯係，規模大一些的生產大隊有幸安上電話，還是這種“搖把子”，雖然打起來費事，但有總比沒有強吧。當通訊設備尚處於初級階段的那些日子裏，黑不溜秋又笨又重的手搖式電話書寫了一段功不可沒的曆史。
其實與手搖電話差不多時候也有比較時髦的電話機，那就是轉盤式電話。但既然手搖電話機都是奢侈，轉盤式的就更不用說了，直至八十年代，轉盤式電話機才較為大眾地走入各單位的辦公室。轉盤式電話機，顧名思義，它的鍵盤是一個轉盤，上麵有十個洞洞代表0至9十個號碼，手指插進圓洞裏轉動轉盤就可以撥號了，每次撥號時都會伴隨一串的“噠噠噠”聲。
這裏插播一則“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