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
“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
“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製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這是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政治體製改革作出的莊嚴政治宣示。
198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要求“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隨後，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第二條就此作了一些正式規定。實踐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的，執行這個方針總的來說是有成績的。
但是，也還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歌頌仍有一些過於突出個人，不夠實事求是；紀念文章多了一些；一部分紀念文集重複積壓；特別是許多紀念方法嚴重地流於形式，有的甚至為了收集個人文物，成立專門小組，跑遍全國。
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曆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掃除封建主義遺毒。
為了糾正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
（一）從現在起，除非中央有專門決定，一律不得新建關於老一代革命家個人的紀念堂、紀念館、紀念亭、紀念碑等建築。正在建設的和雖已建成但尚可改造的，應盡可能改建為其他社會經濟文化福利設施。毛、周、劉、朱等少數領導人和一些革命先烈的紀念設施，以及革命曆史的紀念設施，應當有，應當管理好，但是必須嚴格控製，防止多建濫建。各地已設者均應向中央報告，以便作出統一規定，並一律不許任意增設。其中很少曆史價值特別脫離群眾的，如一時不能改建，寧可先行封閉。各地如有有曆史意義而適宜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應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一級的博物館紀念館，以利長期保存。至於現尚在世的中央領導同誌的故鄉、母校和曾經活動的場所，一律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紀念布置，已有的布置一律撤銷，並須將撤銷情況向中央報告。
（二）關於老一輩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鬥爭史，以及革命戰爭、革命運動、革命工作的曆史，寫成不事誇張的回憶錄發表或保存，對於教育後代和研究曆史，都是必要的。但出版個人傳記或個人文集，則應比較慎重。今後這類傳記和文集，有全國影響的應經中央宣傳部核準，屬於地方範圍的應經省一級宣傳部核準，不要隨便編輯出版，或為此隨便成立各種組織，未經中央或省核準而成立的組織應當撤銷。對於重要人物或重要曆史問題的宣傳，報刊或出版社應注意遵照中央有關指示。
（三）報紙上要多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工、農、兵、知識分子為四個現代化奮鬥的成就，多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決議，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
（四）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領導人像和題詞也按同樣原則處理。毛主席像章要盡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費大量金屬材料。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係必然要隨之向前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了，上層建築必然要隨之發生變化。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生產力獲得空前發展，經濟基礎發生巨大變化。
實踐證明，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單有正確的經濟方針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政治民主化的保證。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之一。如果沒有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便不能更好地發揮和調動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便不能迅速把中國經濟搞上去。
為此，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重要任務。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以及有關問題。
會上，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
鄧小平首先論述了關於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及作出這樣考慮的原因：
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這次變動，包括華國鋒同誌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同誌接替；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同誌和我不兼任副總理，由精力較強的同誌擔任；王任重同誌因任黨內重要職務，也不再兼任副總理。
陳永貴同誌請求解除他的副總理職務，中央決定同意。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的人選，經過與有關方麵協商，也準備建議做一些變動。
以上這些變動，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複研究過的。
這次作為中央的正式建議，提交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討論、決定。
鄧小平指出：關於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中央做這樣的考慮，原因是什麼呢？他強調：
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和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一個人的知識、經驗、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職過多，工作難以深入，特別是妨礙選拔更多更適當的同誌來擔任領導工作。
副職過多，效率難以提高，容易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