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尼克鬆認為，當時蘇聯對美國威脅最大，如果中國同蘇聯站在一起，美國就不是對手，如果美國能夠把中國拉到自己一邊，美國就可以在世界上擺脫蘇聯的壓力，在美國與蘇聯的鬥爭中就可以處於有利地位。
最後，中美簽訂《上海公報》。
1973年1月，美國與越南簽訂了結束戰爭恢複和平的《巴黎協定》。中美兩國正式建交的條件已經水到渠成。同年尼克鬆連任美國總統後，派遣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國務卿基辛格到中國，同中國領導人就中美關係及越南戰爭後的國際形勢進行討論，彼此交換了意見。
美國的承諾是：在尼克鬆第二任總統的頭兩年，大量削減美國駐台灣的美軍；後兩年則以類似日本的方式，實現中美關係完全正常化，即同台灣當局斷交，與中國建交，隻同台灣保持民間往來。
這一年5月，作為中美建交前的過渡措施，中美兩國在對方首都建立聯絡處，享有外交特權。中國任命黃鎮擔任第一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美國派戴維·布魯斯擔任第一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
然而，正在中美關係逐步邁向正常化時，美國總統尼克鬆由於“水門事件”黯然下台。
美國副總統福特接替尼克鬆擔任總統後，雖然表示對華政策不變，但並沒有采取有效的實際行動。1975年12月，福特總統訪華的時候，向中國領導人表示，由於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中美邦交正常化要推遲到1976年美國大選後，也就是他第二次擔任美國總統以後。
但是，在1976年美國大選中福特未能當選為美國總統。
鑒於中美關係在中國對外政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毛澤東時代，中美關係一直由毛澤東直接掌握。毛澤東是開始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拓者、主導者和領導者。周恩來是毛澤東關於中美關係的戰略決策的實施者。
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後，中美關係就一直由鄧小平直接掌握並進行戰略決策。每當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總是由鄧小平出麵做出一言九鼎的重要講話，引發事物發展變化或出現新的轉機。
所以，鄧小平不僅是新時期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且是新時期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總設計師”。
1977年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後，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同蘇聯進行限製戰略武器會談上。當美國與蘇聯的談判受挫後，卡特總統開始重視對華關係，於1977年8月派美國國務卿萬斯訪問中國。
萬斯在同中國領導人正式會談時提出：“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基礎，既不會損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觸繼續下去，則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萬斯進而提出，根據《上海公報》承認隻有一個中國的原則，美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國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將“逐漸消失”，而不是“廢除”。萬斯強調，重要的是中國不反駁美國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也不重申用武力解放台灣。萬斯帶來的美國方案，集中起來就是要中國保證不用武力解放台灣，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處，美國外交官在非正式安排下繼續留在台灣，而讓中美之間的聯絡處升格為正式外交使團。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即拒絕了這一方案，指出美國的立場從《上海公報》後退了，“如果要解決，幹幹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大陸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1978年5月，美國總統卡特派遣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布熱津斯基一到北京就說，總統派我來是談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的。“我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因為卡特總統和我都相信，美國和中國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長遠的戰略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反對全球和地區霸權主義方麵有共同的立場。因此，我們要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這不是一種暫時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戰略目標基礎之上的。我們曾經是盟國，我們在麵對共同的威脅的時候應該再次合作。因為，當代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蘇聯崛起為全球大國，這個特征使我們團結起來。”他對鄧小平說，美國方麵準備就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開始“積極的會談”。他表示美國將信守《上海公報》，遵循隻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但他又說，美國還有一些曆史遺留問題要解決，即使實現了美中關係正常化，“我們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
這次中國之行，給布熱津斯基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1978年5月20日中午，我抵達北京……在機場上，我受到外交部長黃華及其夫人，和一群中國官員的隆重而極其友好的歡迎。還在飛機上的時候，我們就已在猜測很講究禮儀的中國人會給我什麼樣的禮遇。現在由外交部長親自來迎接，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國人決定對這次訪問給予與國務卿來訪同樣的規格……真正的協商和確實重要的交換意見主要是在與鄧小平副總理和華國鋒總理的會談時進行的。5月21日下午4時零5分至6時30分，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會見後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帶到一家飯店，在那裏我們繼續討論，氣氛更加無拘無束，一直討論到很晚。鄧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機警，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在會見中國外長時，雙方代表團在長桌兩邊相向而坐，但在這次會見中，鄧與我卻並排坐在扶手椅中，鄧在我左邊……會見是從鄧的一句關懷話開始的，鄧說：“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說：“我感到振奮。”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情緒。在繼續寒暄幾句之後，鄧就言歸正傳了：“我們中國人總是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觀點看法。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我回答說：“軍人說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好理解。”然後，我便一頭栽入我在與外長會談時回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我對鄧說，總統要我轉告他，“我們準備不僅就國際形勢，不僅就我們並行不悖的行動可能有助於推進同樣的目標或抗拒同樣的危險等方麵認真進行會談，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進行更加積極的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