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召開後，“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趨於穩定。為了總結“教育革命”的經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1971年2月，國務院教科組代國務院起草了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通知，經周恩來轉呈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同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個整整開了三個半月的“馬拉鬆”會議的最終結果，就是形成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兩個估計”和“教育黑線專政論”——它像一個精神枷鎖，牢牢套在中國教育界和知識分子的頭上，窒息了中國的教育事業。
本來，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如何評價新中國教育事業和新中國知識分子，與會代表有著“肯定”和“否定”兩種意見。因此，《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曾經起草了十幾稿，會議開了100天。其間，中共中央決定，《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姚文元負責修改、張春橋定稿。7月26日，中共中央討論並通過了張春橋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8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全盤否定了新中國建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強調：“長期以來，在教育戰線上，始終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教育戰線領導權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是孤立地進行的。它是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開始了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以後，這條戰線上的鬥爭更加尖銳起來。”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新中國建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兩個估計”。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第一個估計”是：“曆史事實證明，解放後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照耀下，教育戰線的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舊教育製度進行了多次抵製和鬥爭，教育方麵，也有一些進步。但是，由於劉少奇一夥網羅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教育部門的領導權，瘋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教育戰線這種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政的嚴重現象，引起了廣大工農兵的強烈不滿。”這就是江青集團把中國教育係統打成“教育黑線專政論”的源頭。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第二個估計”是：“原有教師隊伍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是少數；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對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湧現出一批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因此，必須繼續抓緊對原有教師的再教育，引導他們走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自覺地改造世界觀，著重解決為誰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這就是江青集團把人民教師打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的源頭。
張春橋、姚文元“操刀”定稿的“兩個估計”，核心是全盤否定新中國教育事業和新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個估計”認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教育黑線專政”。
“第二個估計”認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同時，《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還將“全民教育”、“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讀書無用”，等等，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十七年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
從此，“兩個估計”、“教育黑線專政論”，成為長期壓在中國教育事業和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沉重精神枷鎖，無人敢於否定，無人敢於撼動。
江青集團在製造“教育黑線專政論”前後，還揮舞大棒，在全國各個係統、各個領域製造了一係列的“黑線專政論”。例如：
在文藝係統，江青集團製造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全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文藝係統的輝煌成就。
在衛生係統，江青集團製造了“衛生黑線專政論”，全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衛生係統的輝煌成就。
在公安係統，江青集團製造了“公安黑線專政論”，全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公安係統的輝煌成就。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江青集團就是這樣，通過全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各個係統、各個方麵的輝煌成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麵內戰，製造內亂、篡黨奪權，製造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