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季，我在哈佛商學院放暑假期間，在康寧玻璃製品公司國際融資部找到一份實習工作，地方就在紐約州清靜的康寧小鎮。我的頂頭上司是一位法國人，名叫皮埃爾·羅德爾，他的妻子也是一個法國人，叫瑪德蕾妮。暑期接近尾聲時，羅德爾夫婦在自家的宅子裏辦了個遊泳派對，款待從巴黎遠道而來的兩位客人，她們是瑪德蕾妮的朋友，或是她的親戚。我和妻子帶著兩歲大的女兒，也來參加聚會，到時卻見兩個容貌姣好的法國姑娘上身都光溜溜的，正在池邊曬著太陽。這在當時的紐約州康寧鎮，可不是尋常應有的做派，不過，在手指湖區這塊法國人家的小天地裏，似乎也恰如其分，合乎時宜。兩姑娘的身邊有兩個年輕的美國男子陪伴，是她們從紐約城招呼來的。這兩個男人在聚會中誰也不認識，隨意和我搭起話來。
“在這裏做暑期工感覺怎麼樣？”一個說。
“還不錯吧，就是靜了點兒。”
“咳，你應該去華爾街，那裏才是又熱鬧又刺激的地方。”他們倆都在我聞所未聞的兩家投資銀行做初級職員，說實在的，那時我對投資銀行是何物都一無所知。
“像你這樣的人，窩在這種地方，一定要發瘋的。他們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交易可做，不是嗎？”
“我一直忙著為巴西一家三百萬美元的玻璃廠做融資。”
“那算什麼交易。大不了是一家廠子。再說，你究竟能讓多少家廠融到資金呢？一年裏撐死了也就一兩個，是吧？我們可是習慣了同時做五六單生意，全年大概要做二十單以上。做股票，做債券，做並購。各種各樣的交易，全都不同。從不會感到枯燥乏味。”
“我說，你真該看看能不能去做投資銀行業務，不要將就著做一個無聊的人，隻做一樣事情，又住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哪兒都不去。”
閑談如此這般地持續了一會兒，我覺得挺有意思。一年做二十宗以上的交易，聽起來實在是過癮。交易各有不同，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也都各異，一起共事的人和客戶也不一樣。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幹。不單調乏味，不住在遠離鬧市的地方。所有這一切在我聽來都太棒了。這正合我的胃口，而且在哈佛讀了一年之後，我本已發現自己愛好金融了，這門功課原是完全陌生的。
聚會後，我告訴妻子，我結識了兩位做投資銀行的人，他們說的話聽上去很有意思。
“我原想你是不願與華爾街沾什麼邊兒的，”她說，“你還記得，找暑期實習工時，我問你對華爾街怎麼想，你說華爾街太貪婪，太要成功而咄咄逼人嗎？連到投資銀行麵試，你都不要去的。”
“沒錯兒，但那時我也許太性急了，思慮不周。現在看來比我當初所想的要有意思得多。”
“你敢說不是因為那兩個著光身子的法國妞兒的緣故嗎？”
第二天，我四處跑動，問遍了公司的頭頭腦腦。“康寧公司有投資銀行給自己做財務顧問嗎？您能否在我返校的時候做個安排，讓我見一見那裏的什麼人呢？”
“康寧公司用高盛已有多年了。我們近幾年與他們沒做什麼交易，不過康寧國際公司倒有一個董事會，西德尼·溫伯格，他們的一個職位挺高的人，兼做董事會的成員。我想，或許我們可以為你安排一下。”
他們這樣做了。他們在電話中將我描述一番，說我很想得到一次麵談的機會，以便谘詢有關情況。我和高盛的一位秘書人員交談之後，便定下了日期。這個夏天快結束時，為了與西德尼·溫伯格會麵，我來到了高盛公司，那時它坐落在百老彙大街20號，緊挨著紐約證券交易所。一位年逾四十的男人，溫文爾雅，短小精悍，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帶我走進辦公室，聊了一會兒，然後領我在公司轉了轉，把我介紹給他的一些合夥人。我很開心，期待著再來一次麵談，不過他們當時並未有所許諾。
一兩個月之後，我正在商學院的課堂裏上課，突然一位年輕女士走進來，遞給老師一張便條。老師抬眼找到我，打手勢叫我下來與他說話。
“院長要見你，在他家裏，馬上就去。”
這樣的事情在哈佛商學院通常是不會有的，一定發生了什麼特別緊急的事。我深信我們住的公寓樓已被炸毀，裏麵的人均已喪身，或有別的諸如此類的事；我趕緊起身，匆匆趕到院長的家，這是一座很顯眼的喬治王朝時期風格的大房子，我此前從未來過。敲開門，我向一位男管家模樣的人做了自我介紹，他便引我來到一間陳設簡樸的客廳。幾分鍾後，走進一位身形矮小較為年長的男士，他身著筆挺整潔的三件套西裝，上衣掛著一根老式的金表鏈，皮鞋擦得油光可鑒。我起身和他握手，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的我，立在他身旁像座塔似的。
“我是西德尼·溫伯格，”他說道，發出“溫包格”的口音。
這怎麼可能呢，我心想，這並不是我在紐約見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