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的第三年，我曾隨團去鐵道兵的築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專門修鐵道的部隊。當時鐵道兵完成了成昆鐵路的修築，正在修築一些更加偏僻的支線。據說那都是全國最險峻而需付出生命代價最高的鐵道建築。我們聽到這樣的傳說，鐵軌下躺著的每一條枕木，都等於一個捐軀的鐵道兵戰士。和平年代的軍人在鐵道兵部隊，經曆的犧牲和傷殘幾乎等同於戰爭。那些鐵路大多數在亞熱帶地區穿過，我們巡回演出的日子又是夏天，所以我們的演出（往往一天演兩場）、生活，都在一種汗淋淋的疲憊中度過。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老鐵”這個名稱。“老鐵”是鐵道兵戰士給他們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稱呼，也是其他兵種（比如野戰軍）給予他們的略帶戲謔和輕蔑的稱呼。山路狹窄，兩輛軍車相會時，一旦認出“老鐵”的車號，人們會避讓。因為大家知道“老鐵”野，脾氣衝，鬧起來最不怕死。後來我多次乘坐成昆線列車，看見火車不是“飛”，就是“鑽”；那些淩駕於兩座峻嶺之間的大橋猶如騰空的索道，車兩邊都是萬丈深淵，而那些數十裏長的隧道似乎紮進去就出不來。記得一場重要演出場地是露天的，舞台上的大幕一拉開，台下滿坑滿穀的光頭，以及被日曬塑出的幾乎一模一樣的黝黑麵孔，原來看似無人區的大山裏，默默生活著、犧牲著那麼多年輕的“老鐵”。那時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年後我自己也成為一名“老鐵”。
20世紀80年代初，我調任到北京鐵道兵總部的創作組，成為兵部最年輕的一名專業創作員。我們每年都有硬性創作任務，就是必須書寫自己部隊（也就是鐵道兵）的事跡。這項規定我們當時都很抵觸，覺得會把文學創作變成好人好事的宣傳。因為這項規定，我們必須每年下部隊一次，在基層體驗生活的時間不得少於一個月。跟我曾經在舞台上為“老鐵”演出不同，此刻的我走到了舞台對麵，躋身於老鐵的群落。跟著施工連隊多次下六百多級的台階，來到隧道的作業麵上，見證年輕的“老鐵”們在和平年代每天經曆戰爭，照樣會犧牲和掛彩，舍己救人的事跡照樣不時發生。雖然我對硬性規定反感，但我每次下部隊都覺得有所斬獲，心有所感，隻是在當時不願應景從命地把一些見聞寫成好人好事報道。
赴美留學期間，我想到了一個在野戰醫院當護士的女朋友告訴我的故事。她們野戰醫院曾經醫護一些因公負傷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長途電話向她詢問植物人的護理技術，當她跟我講到護士和植物人之間的微妙交流————那種近乎神交的感覺，聽到這些，我心裏亮了一下。就像納博科夫坐在公園裏，看見遠處一個小姑娘穿著溜冰鞋從林蔭道上蹣跚而來時所感到的“the 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靈感的最初顫栗）。
《護士萬紅》（《床畔》的原名）應該說是個愛情故事。是一名年輕的軍隊女護士和她護理的一個英雄鐵道兵以及一個軍醫之間的奇特的愛情故事。
這也是一個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女性心目中對英雄的衡量與定義非常能夠體現時代和社會的定義。
我少年從軍的經曆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我一生創作的選題。十三年的戎馬生涯使得我了解士兵，同情他們，因而無意中積累了許多他們的故事。軍人有著無窮無盡的故事，這是我的幸運。當然《護士萬紅》並不是我采集來的一個故事，而是我在脫下軍裝二十多年後一直想表達的一種軍人精神。軍人精神的核心無疑是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的實現，需要集合種種積極的人格因素，比如忠誠、勇敢、自律、自我犧牲，等等。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為三段：Id（本能），Ego（自我），Superego（超自我）。孩子向成人的成長，是本能向自我的進化，而普通人變成英雄，則是自我向超自我的飛躍。在我的少年時代，沒有任何職業比當解放軍更神聖和榮耀。因為那是個崇尚英雄的時代。崇尚英雄同時意味著壓抑和否認自我與本能，因為自我的重要體現之一就是自私。其實自私並非完全負麵，它的積極功能就是對自身利益的保護。然而我們的時代，尤其在軍隊裏，自私是絕對不被認可的。許多人一麵把包子裏的肉餡摳出來吃而把包子皮扔進泔水桶，一麵“匿名”給貧困的戰友家裏寄錢；一麵占小便宜偷用別人的洗衣粉、偷擠別人的牙膏，一麵“匿名”幫助體殘老人幹活兒；一麵隨地吐痰、滿口粗話，一麵巴不得哪裏出現個階級敵人讓他去搏鬥一番。他們隻想做英雄，而從未試圖去做個合格的個人。也就是說，從本能一步躍進超自我，而把自我這個最重要的人格環節掠過去，從一個隻有本能的隻吃包子餡兒糟蹋包子皮的孩子，直接飛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成為解放全中國、全人類的董存瑞、黃繼光。假如億萬人隨地吐痰、滿嘴粗話、你罵我打，或者為了爭搶早一秒鍾衝進車門擠進車門而不惜拳打腳踢，不惜把別人推下車去，隻等時機一到便成為解放全人類的英雄，這會是多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