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最後一次谘詢結束，我送走朱向東母子的時候，望著夕陽下他們的背影，我的心裏既充滿了深深的無奈，也很為自己的失察而感覺難受。
在這個案例中，我有兩個地方失察：
第一個，谘詢剛開始時“神燈”遊戲所顯露出朱向東當時最後的願望，很有可能也是解決其根本問題的重要渠道，但我當時隻把注意力放在收集“軀體變形障礙”的線索方麵，沒有給予更多的重視，沒有更多地關注和兼顧朱向東“想回到原來的學校”這個願望背後的對於環境的“熟悉”和內在“安全”的需要，以至半年多後方才醒悟，貽誤了治療的寶貴時間。此為失察之一。
第二個，“軀體變形障礙”治療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家庭支持，在一開始時我就應該將其位置擺正。但由於先入為主的原因，認為其父不在北京，就無法進行家庭治療，所以整個過程中忽略了其父親的作用，甚至沒有認真分析朱向東對他父親的怨恨不是因為沒有及時治療好他的腿，而是事實上感覺父愛的失去。我對此沒有準確把握，自然也不能給予調整。此為失察之二。
客觀上不可否認，“軀體變形障礙”確實為預後不好治療的一種行為障礙，尤其若是發展成綜合症後，其治療難度則更大。我體會其難度並非隻存在於醫患之間，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夥伴因素、環境因素等都是不可忽略的。本文開始部分所做的關於青少年谘詢與成人谘詢比對，在朱向東身上有了真實的寫照。對一個患有精神係統障礙的青少年來說，半年多以來本人、家長、谘詢師共同努力的結果，被數學老師幾句帶有諷刺意味的批評就擊潰了，我真的說不清是我們努力建立起來的防禦體係過於脆弱呢？還是那位老師的言詞太過銳利？抑或“軀體變形障礙”這種行為障礙從根本上說就難以治療？
這個問題我不得其解，留待有識者教我。
最後，我所感慨的是，按照世界目前現行的精神疾病分類標準之一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DSM-4）》的分類，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障礙有42種，我國大約有38種。據估算，我國約有15%的兒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礙，約為5000萬。而全國所有的兒童精神病學家隻有125位，比例懸殊達到極點。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對兒童教養的方式以及客觀條件，“造就”出許多因“社會文化性剝奪”而形成的行為障礙的兒童青少年，其心理健康水平令人擔憂。
參考文獻
[1]（美）思考特·派克，邪惡人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2]（法）大衛·塞爾旺—施萊伯，痊愈的本能，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
[3]（瑞士）卡爾·榮格，榮格自傳，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4]許又新，許又新文集，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7.
[5]鍾友彬，中國心理分析，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6]（美）G.科瑞，危機幹預與創傷治療方案，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4.
[7]馮川，羅洛·梅文集，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
[8]（美）蒂娜·羅森布魯姆，瑪麗·貝斯，威廉姆斯，精神創傷之後的生活，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
[9]王登峰，變態心理學，北京：時代文化出版公司，1993.
[10]（美）勞倫·B·阿洛伊，變態心理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11]（英）肯納利，戰勝焦慮，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
[12]李中瑩，重塑心靈，北京：知識出版社，2002.
[13]曾文星，心與身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14]高覺敷，西方近代心理學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15]（奧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6]（美）卡爾，羅傑斯，個人形成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7]（美）伯科，默克診療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