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在其他書中提出的一個理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再次被證明了：那些表麵上持久不變的人格僅僅來源於持久不變的環境。由於我們每個人都具有不同性格潛質，在不同環境的壓力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所以我們在普通生活中認識的人有可能與之前變得完全不同。因此，沒有人能夠宣稱其自己完全地了解自己。
幾乎所有旁觀者都為那些軍隊中的不同社會階級成員心態的變化而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法國人這樣說道：
“我們的士兵們正在形成一種奇怪的心理，環境經常將他們提升到英雄主義高度，他們自願犧牲、充滿狂熱並完全無私，卻極度厭惡不必要的交談。在火線上，喋喋不休者是不能被容忍的，因為法國人再也聽不進多少好話了。但是，士兵之間極其團結，當需要發動非常危險的突然襲擊時，根本不需要尋找誌願者，因為人人都準備好獻身。職責與戰爭使得每一個士兵都變得崇高。我認識的一個軍官原先曾是個獵人，他指揮的士兵是巴黎的一群混混，但如今他們都是出色的軍人，在同僚眼中，他們過去的劣跡早已一筆勾銷。”(《泰晤士報》，1915年7月27日)
這種新的心態顯現出特定情感的變化發展，接下來我會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最主要的。
2.愛國主義的提升和種族精神的影響
對自己祖國的熱愛，或者愛國主義，促使個人有必要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自我利益。種族精神在曆經幾個世紀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利益後變得更加穩定，愛國主義情感也漸漸增強，因為個人保全的直覺遠遠沒有集體保全那麼重要了。
種族精神即是真正在戰爭中參戰的一方，其存在越是受到威脅，就會更加英勇地扞衛自身。愛國主義是一種遺傳品質，它是一種神秘主義，是非理性的。所有僅僅處在理性階段的愛國主義都是極其差勁的，因為這種愛國主義不可能會持久。Chevrillon 說過：
“如同宗教和道德，愛國主義並不關於理性，而是關於生活。它是一種直覺，是一種隨著生活發展而不斷形成的幻覺與情感，它所奮鬥的最終目標是形成並完善自身展示形式。它部分為保全個體，部分為保全群體，部分為保全種族。因此，如果有人稱愛國主義非常愚蠢，是為了死後再無關聯的事物犧牲自己，根本沒有必要與其爭論，因為其論點本身基於‘隻有個體才能存在，個人存在的意義和目的都僅限於其自身’這一錯誤前提。與之相反，正如一片樹葉的生存依賴於並服務於樹，一個人的存在也依賴群體並服務於群體，其部分——無疑是主要部分——並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從這點來講，愛國主義是符合邏輯的。當一個人為某些不屬於自己的事物而犧牲時，並不是錯誤或是誤判，而是出於集體生活對個人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平常時期是潛在的，卻可能突然蘇醒。”
由祖先傳承而具有的愛國主義情懷是長久累計的最高作用之一，總會在關鍵時刻產生力量。戰爭開始當天，將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各派戰士召集在一起的正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情懷發揮了潛意識的推動作用，致使各界人士拋開了所有理性論爭，一致團結地為其服務。
這種情感的驚人影響力在許多小事情上都表現了出來，這裏麵最典型的一個事例：在1899年一名士兵從軍隊逃離，安安靜靜地變成了一名農夫，並娶了一位德國女子為妻，還成為6個孩子的父親。顯然，他對兵役非常憎惡，所以他才為此大膽逃離。但是，當戰爭打響時，他卻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冒死組建的新家庭，回到法國參戰。
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事件，這裏麵最令人感動的可能就屬：一名國務大臣雖已年屆花甲但卻報名成為一名普通戰士參戰，最終因被炮彈碎片擊中而犧牲。
3.莽撞和冒險精神
人性的一部分也包括熱愛冒險，並以不同的形式表現，比如：狩獵、散打、探險、賭博等。
一個國家的征服者或者開創者隻有把自己多次置於命運的賭桌上，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這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來形容戰爭尤為貼切。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比起失敗的概率並非差很多，所以一定得對各種可能性有清晰的認識。
為了統一德國俾斯麥經曆了很多冒險。因為如果換作其他人，可能會對是否攻打看似強大的奧地利猶豫不決，更會猶豫繼而攻打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