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出很多相似的地方。1914年，德軍總參謀部在發動戰爭時，運用了100多年前拿破侖在1796年進攻意大利時運用過的戰術，首先下令軍隊調離近期攻占的地區。除此之外，兩國還有別的相似之處，勒龐在承認它們的基礎上還予以強調。在他看來，士兵個人對平民的行為不是德國暴行，德國的暴行在於“之前便確定的作戰手段的結果……是基於恐怖”。如果在一個法國人麵前提及“恐怖”一詞，會不可避免地聯想到羅伯斯庇爾、雅各賓主義和種種1793-1794年間的慘劇。勒龐非常清楚這一點，因為他是這麼定義“恐怖”一詞的：為君主和革命者所使用的技術手段——目的是震懾敵人並令其迅速投降。
所以，勒龐在運用國民性格理論解釋法國軍隊的英勇表現時，便無可避免地產生內部邏輯矛盾。因為其論證的核心有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他一方麵認為德國人和法國人同樣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環境變化的影響，對戰爭爆發做出不同反應的原因是繼承了截然不同的集體性格造成的——德國人嗜血、殘忍、放縱，而法國人愛國、自製、穩定。但是，他也承認，1793-1794年期間，法國也出現了和1914年德軍犯下的相同的恐怖行徑。
另外，雖然勒龐一直在強調德國和法國是截然不同的，德國總是不理智地渴望占據統治地位，法國卻代表著文明與秩序。雖然這樣，他還是用事例證明法國軍隊的先輩們曾和德軍一樣，暴力、嗜血並缺乏理智。綜上所述，法國人在1914年表現出的榮譽感、勇氣和正派還是不能用勒龐的集體行為理論來解釋。
所以，讀者會在《戰爭心理學》中發現，1914年的德國與大革命高潮時期的法國被勒龐拿來做了隱晦的對比。勒龐並不是唯一用了此種方法的人，許多學者都在戰爭期間采用了相似方法。這些各種各樣的形式到底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呢？盡管勒龐對保皇派的反革命傾向持中立態度，但是共和派的政治理念卻留下了許多惡果。他擔心，一旦戰後開始流行“民主社會主義”，法國必定滅亡：“像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海牙公約和其他一切可能改變國際關係的理念，這些大而化之的廣義概念，從未起到過任何影響。”雖然他對於宣稱理念都已“永久破產”時非常自信，但對共和派知名學者們希望在戰後將其恢複這一事實也極其了解。阿方斯·奧拉德（Alphonse Aulard）和維克多·巴希（Victor bosch）在1915年基於康德哲學上提出，戰後的法、德兩國能夠達成和解，同時建立長久的和平。而在勒龐看來，康德基於國際合作的永久和平論不過是無稽之談，於是將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劃向了德方陣營。所以，當他將雅各賓派和德國知識分子看作一丘之貉時，他是隱晦地把將自己視作革命後代的法國學者們同時詆毀。
雖然在這本書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幫助我們理解勒龐這一點上非常重要。乍看之下，似乎這本書僅僅概括了其他學者早已論述過的主題，然而，實際上它是在試圖顛覆而不是附和當時所謂的“正統”看法。不僅是對法國眾多權威學者們提出質疑，勒龐更是指出他們的政治原則與某些討厭的德國做法非常雷同。他還批評那些更為保守的人：這些人的愛國主義，致使其失去了學術上的進取心。所以，勒龐的朋友們拒絕在戰後幫助其入選法蘭西學院的任一委員會也不足為奇。雖然《戰爭心理學》一書中的觀點為其贏得了一些追隨者，但是他的對手也因其中含蓄的指責而反增不減。勒龐並未在20世紀初統領法國學術文化的理性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潮的戰鬥中贏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