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一一列舉這一困難重重又極需細致耐心的工作的每一階段了。我隻說一點，那就是我的頑強和發明精神都經受了無數巨大的考驗。但耐心和孜孜不倦的辛勞終於戰勝了一切。林的大腦最終說話了。
幾天之後，林的大腦開始重複我發出的字母訊號，也就是說，想這些字母，它發射出固定的電波，在膠片上變成特定的符號。我開始打亂次序‘口授’字母，大腦一點不錯地重複了它們。事情辦妥了。
不過，大腦能理解我的意思嗎，它能把字母連成詞，理解其意義嗎？我‘口授’了一個字‘林’，等著大腦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把它重複一遍。但令我大吃一驚的是，膠片上顯示的信號是：‘我’。林顯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這個回答令我是那樣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間我甚至要認為，吃人生番們不願意吃林的腦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預期的要強得多。
以後的事就好辦一些了。又經過幾次實驗後，我準備要和它進行交談了。我不再嫉妒商博良的榮譽，盡管我的成就還無人知曉。
我同時一下子又想盡快知道圖爾納的下落，又想知道林的大腦在想什麼、感覺如何。然而對活人的關心應該放到首要地位。於是我向大腦提出有關圖爾納的問題。針在膠片上動起來，腦子給我發來了一份電文：‘圖爾納還活著。我們在峽穀遇上熱帶暴雨。’
“在哪兒？’我用手指一點一橫地向大腦發報。
大腦相當準確地給我指出路線方向，根據它的指點我們到了這裏，到了這個地方。‘向北走到阿杜瓦，快到7公裏時往東拐……’這是大致方向。可再……唉，要是林活著，他也許能把我們領到地方。可要是讓他說說圖爾納到底在哪兒，他恐怕跟現在一樣說不清楚。高高的阿姆巴。陡峭險峻的懸崖峭壁。深深的峽穀……這種描述可、以用於成千上萬的阿姆巴和峽穀。
我雖然辦到了不可能辦到的事——在林死後1個星期讓他的腦子說話；可還是不能從大腦裏得到我所需要的情況。
我一連幾個鍾頭地跟它費勁。腦子看來是累了，有好長時間不回答我的問題，後來倒給我提了個難題：‘我自己這是在哪兒，我出了什麼事？怎麼這麼黑？……’
我能跟它說什麼呢？林身體的這一部分顯然還認為自己的身體還是完整的呢。對林的殘餘說他早就死了，光剩下一個腦子，我可不敢。也許這個回答會使林的意識震驚，林的腦子承受不住這一事實，會發瘋的。所以我就耍了個滑頭——以問代答。
“‘您現在感覺如何？’我像個醫生似的問腦子。於是腦子開始向我‘述說’它的印象。它看不見，聽不見。嗅覺和味覺也沒有了。它能感受到氣溫的變化。它經常感到‘頭冷’（您知道，阿比西尼亞的夜間往往相當冷，日夜溫差能達到30多度。雖然我預先采取了措施，用人工‘頭骨’保護它免受外界氣溫影響，但腦子畢竟能感到氣溫的波動），腦子還能感覺到我按壓它的‘頭頂’。它常說：‘有人按我的頭頂。’
“‘您疼嗎？’我問。
“‘稍微有點兒。我的腿好象麻了。’
“您可以想象一下這有多麼有趣！要知道恰好大腦皮質的頂葉包括控製運動和身體下半截一直到腳尖的感覺神經。這樣，我就有可能從控製各種感覺的角度驗證一下腦子每一部分的作用。”
瓦格納教授從擱板上拿起一本書，打開之後，讓我看一幅插圖。
“您看，這就是神經中樞圖。”我按遍了大腦的所有溝回，問它有什麼感覺。
“我看到了模糊的光，’當我按到視覺中樞時大腦答道。
“‘我聽見了吵鬧聲。’這是聽覺神經受到刺激時的回答。
您要知道，每種神經對不同刺激隻做出一種反應：視神經隻向大腦傳輸光覺，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光照、加壓和通電——對它進行刺激。其他神經也是如此。我的按壓使大腦中樞一會兒覺得見到光，一會兒聽到鬧聲毫不足奇，關鍵在於我刺激哪一個中樞。這為我的觀察打開一個廣闊視野。
“然而這段時間腦子在想什麼呢？這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我向腦子提出了這個問題，使我感到滿意的是，它相當樂意回答。‘林’想起了他所遇到的一切（林的腦子始終認為林活著）。
“它告訴我，他們——圖爾納、林和向導怎麼到的提格雷，怎麼決定的下到一條大峽穀裏，在哪兒遇上的大暴雨。洶湧的洪水在峽穀裏把他們衝走了。有好幾次他們在急轉彎處撞到石頭上，最後他們被帶到一條寬闊山穀的一個大水塘。水塘裏的蘆葦擋住了洪水衝來的垃圾、樹枝，甚至還有整棵的樹，形成了一個大水壩。他們幾個陷進了這個水壩。趁著水壩還沒被衝垮，他們還沒有被來勢更猛的洪水衝走之前，無論如何得離開那裏。爬上岸去是不可能的。洪水波濤洶湧，樹枝條纏住了人的手和腳。而水還在一直往上漲，漫過了水壩頂。這時圖爾納對自己的同伴喊道，唯一的途徑就是爬過水壩跳下去，趁著水還沒灌滿水壩下遊，找個高處逃生。他們就這樣做了。克服巨大的困難爬上水壩，從10米高處跳下，他們落到了尖利的石頭上。向導摔破了腦袋，被水壩下遊的一條小河衝走了，圖爾納摔折了腿，但他克服了巨大困難爬到了岸上，隻有林一個人毫發無損。他倆找到了一個座落在阿姆巴上的貧窮的小村子。圖爾納走不了，林一個人去亞的斯亞貝巴求援。他順利地走完了全程，可就在離城10來公裏處有幾個強盜襲擊了他，把他的頭打破了。林從昏迷中醒來之後，居然還有力氣走到雷舍爾的門口。他就在那兒摔倒，失去了知覺。然後他蘇醒過來，見到了雷舍爾和我，說了幾個詞就又不省人事了。”
“以後又怎麼樣了呢？”我頗感興趣地問。
“以後，”腦子回答道，“我又恢複了知覺。可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我覺得我被捆住手腳扔到了黑牢裏。除了回憶我的生活，我什麼也幹不了了。就在這回憶之中，時光過去了……”
我問過林的腦子好幾次，讓他確切地給我描述一下走到他們遇上暴雨的峽穀的路，但林還是說不清楚，我已經失去了根據腦子的指點找到我朋友的希望。
“‘要是我能看見，我就能把您領到那個地方，’腦子說。
是呀，它要是能看能聽，事情就好辦多了。我能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呢？腦子隻能在眼神經受到刺激時感受到模糊的光，就像我們合上眼皮後眼球受壓時好象看到紅斑紅圈一樣。但這不是真正的視覺呀。怎麼才能讓腦子獲得真正的視覺呢？
有一個計劃讓我想了好幾個鍾頭，我想，能不能把林的腦子移植到一頭動物的腦腔裏呢。這個手術的難度我倒不在乎。隻要……找到能放得下林的大腦的腦腔，神經、血管和別的我全可以縫上。所以說整個任務就在於尋找。
我在心裏把各種動物的腦重量和體積跟林的大腦一一作了比較。林的大腦重1400克。大象的大腦重5000克。唉，對於人腦來說，大象的顱腔太大了點兒。鯨魚的腦子重2500克。這已經快符合要求了。可我手邊又沒有鯨。再說，鯨就是到了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巴之間，又能幹什麼？而其他動物的腦子跟人相比就大小了：馬和獅子——600克，牛和大猩猩——450克，其他猿猴還要輕，老虎——隻有290克，綿羊——130克，狗——105克。
要是一頭大象或是馬擁有林的大腦就有意思了。那時想必能找到去峽穀的路。遺憾的是這種手術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這個任務很有意思，也許將來一有機會我就要做做這種手術。
“但眼下，我想，我得想辦法盡快達到目的才成。於是，我就想出這個來……”
瓦格納教授站起身，走到帳篷裏被一塊簾子擋住的一個角落，把簾子撩起一角說道：
“您是否願意賞光參觀一下我的實驗室呢？”
這個角落隻有從帳篷厚實的帆布透過來的一點光，所以十分昏暗。我看到了放在一隻匣子裏的大腦，它的外麵有一個略微發黃的透明外殼，上麵有一個玻璃罩。另外一個匣子裏放著一個玻璃缸，玻璃缸盛滿一種溶液，缸底有兩隻大眼珠子。從這對眼球上通出來好多細線。
“沒認出來吧？”瓦格納教授笑著間道。“這就是昨天的牛眼。沒有比這再容易的事啦！我把這神經末梢縫到林的大腦的眼神經上。當牛和林的神經長到一起時，林的大腦就又能用牛的一隻眼見到光明啦。”
“為什麼是一隻眼？”我問，“難道您光給林的大腦一隻眼嗎？”
“是的，這原因是，我們的視覺比您想象的還要複雜。眼神經不光向大腦傳送視覺形象。它還和許多其他神經，尤其是和控製眼肌運動和語言器官運動的神經有關。由於這一複雜性。視覺係統才需要兩隻眼——任務相當困難。
“要知道林的大腦不能控製眼睛的轉動，不能使兩眼聚焦，所以，它隻要能調整一個眼球的焦點就行了。”
當然，這不是一種完整的視覺。我得拿著這隻眼睛，像舉著一盞燈似的往四外照，當腦子認出周圍的地形之後，同樣以不完整的方式——用摩爾斯電碼——進行指點。
這樣做麻煩當然不少。而雷舍爾隻會添麻煩，也許還會把整個事情搞糟。
那還成，一個相信靈魂不死的人，突然發現他朋友的靈魂被這樣關了起來！
所以我決定這樣打發雷舍爾。告訴他我也認為再這樣漫無目的地尋找圖爾納毫無意義，他願意回國就回國，願意去別處就去別處，我相信雷舍爾會非常高興地離開我開路。那時我就可以放開手腳幹了，當然，這還得需要您答應給我幫助。”
我非常樂意地同意了。
“啊，那就太好了，”瓦格納教授說道。“我估計天亮之前林的腦子就能看見了。我發明了一種加速組織生長過程的方法。到那時雷舍爾恐怕在忙著收拾離開，而我們則出發去找我的朋友。請您明天一大早就做好出發準備。”
四、不尋常的向導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瓦格納教授的帳篷裏。他一如既往地微笑著迎接我，隻是笑容裏帶著一絲狡黠之意。
“一切有如列車時刻表一樣準確，”互相問候之後他說道，“雷舍爾先生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的難過之情，歎了幾口氣，眨巴兩下眼睛，很快就心平氣和地收拾東西準備動身。到了半夜，這裏就沒了他啦。我也沒浪費時間，您看吧。”
一隻大牛眼在腦子的“額頭”下望著。它盯住了我，看得我甚至有些恐懼起來。
“另外一隻眼睛我留作備用，以防萬一。它保存在特殊的溶液裏，壞不了。”
“這隻眼能看得見了？”我問。
“自然啦，”瓦格納教授回答說。他迅速在腦子上按了幾下（玻璃罩揭開了），然後看著膠片。
“您瞧，”瓦格納教授扭過臉來對我說道，“我問腦子，什麼人站在它前麵，它相當準確地說出了您的外貌。現在我們可以上路啦。”
我們決定徹底輕裝，甚至連向導和挑夫也不帶。要是他們見到一隻牛眼為我們帶路，不知該怎麼想呢！為了防備在路上遇到當地人，瓦格納教授巧妙地給盛著腦子的匣子做了偽裝，隻給眼睛留出一個小孔。記錄腦子發出電文的膠片露在外麵，我們可以從上麵看到我們是不是正確地按它的指引走路。林沒讓我們失望：他的視覺記憶十分好。就算腦子不能用語言說出整條路線，但現在它還是成了個不錯的向導。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大概腦子也相當高興。它非常願意指引我們。
“往前……左拐……再左拐……往下……”
我們不無困難地下到一條深深的峽穀裏。夏季的暴雨已經過去，穀底也已經沒水了。但這裏惡臭彌漫，動物的屍體和腐爛的植物散發的氣味叫人無法忍受。山裏的居民不可能到這裏來，他們怕這股難聞的臭味。
“這裏就是原來的水壩，”腦子發出信號說。10米高的水壩除了在穀底留下點兒垃圾外，什麼也不剩了。我們來到一大片空地上。這裏好象是幾十條山間河流的彙合處，但隻在下雨時才有水漫山遍野地流過來。
在我們到達那個村子之前，我們得經過一片植物茂密得令人驚訝的森林，我們隻得繞了一個足有好幾十公裏的大圈。在這樣的森林裏，就是大象有時也會把牙折斷。
最後，我們在那個貧窮的阿比西尼亞小村裏找到了圖爾納教授，他住的草棚既不能擋風，也不能避雨。幸虧天氣暖和，圖爾納沒有遭受風寒饑餓之苦。他自我感覺還不錯，隻是走路還費勁。圖爾納見到瓦格納教授驚喜交加。
“雷舍爾和林在哪兒呢？”
好在“林”什麼也聽不見，瓦格納教授也就用不著再兜圈子，直截了當地告訴圖爾納是怎樣一個非凡的向導把我們領來的。圖爾納搖了搖頭，略一沉吟，笑了：
“這隻有您，瓦格納教授，才能想得出來！”說完，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他在哪兒？讓我看看他。”
當瓦格納教授揭開匣子，露出從裏往外看的牛眼時，圖爾納對它鞠了一躬，而瓦格納教授給腦子發報轉達了圖爾納的致意。
“我怎麼了？”林的大腦問圖爾納，但圖爾納沒法向它解釋，它得了什麼怪病。
這就是全部故事。我們——圖爾納教授、瓦格納教授和我——一起回到了歐洲。雷舍爾比我們到得早。對不起，我還忘了提我們的另一個旅伴。林的腦子也跟我們一起回來了。我們在柏林和圖爾納教授分了手。臨別之際，他保證對任何人也不提起林的大腦這一回事。
這個大腦至今大概還活在瓦格納教授在莫斯科的實驗室裏。至少在1個月前我收到的一封信裏，瓦格納教授還寫道：
“林的腦子問您好。它很健康，而且已經知道林隻剩下了一個腦子還活著。這個新聞並沒有像我預期的那樣叫它吃驚。‘總比什麼都不剩強。’這就是腦子的回答。
我進行了很多次非常有價值的觀察。此外，腦細胞開始生長啦。現在林的大腦一點兒不比鯨魚的輕。但它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聰明些……”瓦格納教授就此故事寫道：
“不僅組織，就是從人體割下的整個器官；都能繼續生存甚而生長。科學家們（布朗-塞卡爾、卡雷爾、克拉夫科夫、布留霍年科、切丘林等）已經複活了手指、耳朵、心髒，甚至狗的頭顱。在用血液或與血液化學成分相近的所謂生理溶液供養的條件下，組織和器官能存活相當長的時間，組織甚至能活好幾年。因此，複活大腦在科學上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但我懷疑是否能同這樣複活的大腦進行交談。腦和神經在工作時的確產生電磁波。這已從別赫捷列夫、巴甫洛夫和拉紮列夫院士的研究中得到了無可置疑的證實。然而，我們還沒有學會‘讀’懂這些波。拉紮列夫院士就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寫道：‘我們暫時隻能肯定這種波的存在，但還不能確切搞清它們的作用。’如果我能複活林的大腦並與之進行交談，我會非常高興，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可能隻是一種科學展望而已。
瓦格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