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十年前，亦即1998年，國內某著名學府百年校慶時，遠在美國的陳衡哲女兒任以都托人給該校曆史係一位負責人捎話，說她是該係校友，想回母校參加百年校慶。不料對方聽了，問：“任以都是誰？”答曰：“陳衡哲女兒。”又問：“陳衡哲是誰？”話已至此，又複何言？
堂堂北大曆史係人物竟不知道有過陳衡哲這個人。陳衡哲是中國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又是中國現代第一位大學女教授（北大任教），她創作了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她的女兒任以都，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天工開物》全文的第一位英文翻譯者，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教授，卻最終未能參加上母校百年校慶，這既是她的遺憾，怕也讓這所學校汗顏吧！
1920年，未來的北大校長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首新詩：
我們三個朋友──贈任叔永（任鴻雋）與陳莎菲（陳衡哲）
雪全消了，春將到了，隻是寒威如舊。
冷風怒號，萬鬆狂嘯，伴著我們三個朋友。
風稍歇了，人將別了，———
我們三個朋友。
寒流禿樹，溪橋人語，———
此會何時重有？
別三年了！月半圓了，照著一湖荷葉；照著鍾山，照著台城，照著高樓清絕。
別三年了，又是一種山川了，———依舊我們三個朋友。
此景無雙，此日最難忘，———讓我的新詩祝你們長壽！
詩作發表的背景是，那年7月盛夏，任鴻雋在南京主持中國科學社第五次年會，胡適也應邀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第一屆暑期學校講學。胡、任、陳三人在南京相聚。8月22日下午3時，任與陳在南京高師校園內訂婚。當晚，他倆邀胡適來到南京雞鳴寺用餐，攀登雞鳴山東麓，臨窗俯瞰玄武湖景色，遠眺紫金山形影。三人夜坐，觀景談心，這樣的“鐵三角”關係一直保持到新中國成立前。三人聯係中斷十多年後，任去世，胡與陳隔海相連，再續中國學者界最佳的史話。
20世紀30年代，胡適得了盲腸炎，到北平協和醫院開刀，任鴻雋和陳衡哲得到消息後，趕忙跑到醫院去，坐在那裏等手術的結果，等了一天。
一提起陳衡哲，似乎總免不了提胡適，其實這也怪不得別人，誰讓他們三個人幾乎是綁在一起流傳的呢？一個女子跟一個男子之間竟然可以保持那麼長久的友誼關係，就連陳衡哲的女兒都覺得“難免繪聲繪色、以訛傳訛”了，任以都還說過：“……不過，要是當初胡適沒有訂過婚，最後會有什麼結果，我就不敢逆料了。”可謂坦誠。
當然，感情的東西，雖說模糊難以界定，但有的終歸是有的，沒有的話，再如何傳說，也是涇渭分明，純如黑白。
退一步說，就算沒有胡適，陳衡哲不是一樣傳奇和勇毅？她早早地喊出了鋒利的聲音：永遠不要在狂吠的惡犬麵前示弱。你得保持鎮靜和勇氣，仿佛你是它們的女王，那麼危險絕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1890年的盛夏，陳衡哲出生在江蘇常州的武進，她自覺這個地方平平，無山無水，但卻衍生了諸多書畫大家。她常以湖南籍貫自居，因為那是她祖先的居所。她的名字裏之所以有個“衡”，她說是因為家族祖先是衡山地區的“耕讀世家”。
她的祖父、父親都在清朝為官。陳衡哲的外祖父莊家是常州四大家族之一，其母親莊耀孚則是有名的國畫家，詩詞方麵也是特長，為人開明賢淑，對女兒的大膽“縱容”，成就了中國一個傑出的新女性。
7歲那年，陳衡哲開始反抗舊思想、抵製纏足。她與母親鬥智鬥勇，巧妙逃脫。但女傭人說幫著督促她繼續纏足，結果被她耍了一把，還差點丟了飯碗。自此，她的“船腳”得以正常生長。家裏孩子都在學習四書五經或是唐詩宋詞時，她卻被父親逼著學習《爾雅》、《黃帝內經》等艱澀難懂的古籍，且要完全背誦。她不能接受，但難以反抗。
父親在外為官，母親獨自守著空房，常臨窗而坐，書寫思念，但她寫的詩總是及時撕掉。她認為，向丈夫傾吐衷腸是一種不雅。有一次，陳衡哲好奇地撿起碎片，拚出了兩句詩：“明月透窗欞，光照離人思。”那是她第一次讀到情詩。
此後發生的兩件事情，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觀。
有一次，母親說家裏要來個新娘吃飯，她就盼啊盼，以為那女子一定會是穿戴鮮亮又美麗，結果來了之後發現新娘身穿重孝，滿臉淚水。原來這女子之前與陳衡哲大伯家的兒子訂了婚，但新郎還沒結婚就去世了。作為大戶人家，大伯家征詢女方意見，問是否要繼續嫁過來。而對方也是大戶人家，難以抗拒舊俗觀念，害怕女兒不嫁會引來流言蜚語。
於是，在歡天喜地的氣氛中，女子按照出嫁的程序被花轎抬過去，由新郎的妹妹陪同拜完祖宗神龕後，再拜公婆，然後換成重孝服，一下子變成“望門寡”。她悲痛欲絕，一年不到就去了另外一個世界──估計在地下她還是不認識那個未謀麵的新郎吧？
還有一件事是大姑家的。大姑是個很有修養的女子，長子娶妻生了個女兒。大姑的這個長媳出身書香門第，文文雅雅的，但沒多久大姑的長子去世了，她帶著女兒與大姑的小兒子夫婦相處，可他們夫婦常年吸食鴉片，對她非常摳門且態度惡劣。她不堪其辱，但有女兒在無法尋死。待女兒嫁人後，她即死去，但女兒過度思念慈母，也跟著去了。
在父親逼迫下學醫的陳衡哲，似乎一下子“發現了自我”。她要自己選擇道路，不管晴雨，無論安危，都要心甘情願、頭腦清醒地邁步向前……
在早期的道路上，陳衡哲為自己設置了兩條路：是做聖女貞德，還是做法國的羅蘭夫人？她站在岔路口，有些徘徊：她們一個被燒死在了十字架上，一個上了斷頭台。陳衡哲說自己不想死。那麼小的孩子，誰願意死呢？但她後來選擇了貞德。那個騎著馬的女孩，浪漫而漂亮。或許讓她下定決心的是譚嗣同。
那個維新狂人，在慈禧太後發現他後，完全可以與同黨梁啟超逃跑。但他說：“中國需要熱血誌士和知識領袖，熱血誌士能振奮人心，知識領袖能領導國家走向富強。讓我來獻上熱血，你來當知識界的領袖吧。”陳衡哲聽在京的父親說過，戊戌六君子行刑那天，其他五烈士恐懼顫抖，隻有譚嗣同雙手合十，神態安詳。這種冒險精神深深刺激了陳衡哲。她自言是：火上加油。
她幻想著，在孫中山的“革命黨”中，騎著白馬，穿著白袍，手舉白旗，帶領戰士們衝鋒陷陣。
但她很快改變了主意。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爆發，她有太多的機會去騎馬衝殺。女子參加革命隊伍的太多太多了，甚至還成立了“女子敢死隊”。但她覺得，“軍旅隻會讓女人變得殘酷又庸俗，而戰士的角色對女人來說充其量隻是一種暴殄天物、破爛性的角色”。她出身士大夫階層，內心渴望的還是學問立身，梁啟超的力量影響著她成為一名作家。
那一年，父親進京趕考，母親病了，寫信的事就落到她的頭上。那時候仍然是文言文，格式固定。寫著寫著，陳衡哲就開始自己發揮，有方言，有自己發明的配合方言的發音，文體新穎，讀起來很有趣味。那時她才7歲，父母為之讚歎不已。
在她的英文回憶錄中，第一次出現的男性同學就是胡適：“（寫信這件小事）它使我後來很同情一個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同學倡導用中國的白話取代文言，並以白話作為國民文學之本的努力。當其他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反對他這種文學革命的設想時，隻有我給予這個孤獨的鬥士以道義上的支持。”
文中的“中國同學”即胡適，而她之所以支持胡適，正是因為自己小時候寫的家信，似乎便是中國白話文的開篇試驗。
在經曆了姐姐出嫁後的“形單影隻”後，陳衡哲遇到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人──舅舅。舅舅雖然在清朝為官，但為人崇尚西學，思想開放，他鼓勵陳衡哲學習西醫，並在她13歲時把她接到更開放的廣州，報名醫學院，還親自教授她國文，後來還把她送到上海，致信蔡元培收她為新辦的女校新生。
由於蔡元培不在上海，陳衡哲誤打誤撞地入了一所醫學院求學，但很快她發現這裏教學不科學不規範，化學課沒有試管，人體課連張圖都沒有。而她唯一的收獲是學習了英語，為日後留學打下了基礎。還有，在這裏殘酷的經曆（她有時要隨著老師出診，看到了女人分娩的殘酷和血腥，以及死嬰的慘狀等等），使還沒有成年的她無法忍受。她暗暗發誓，以後學什麼，一定要與醫學無關。
此時，恰好在四川為官的父親急召她回家。她到家才知道，父親為她物色了結婚人選，是個高官的兒子。父親還闡明自己的開明，說訂婚這件事先和她商量下。17歲的陳衡哲一口回絕，此時的她不想結婚，尤其是不能容忍與一個陌生人結婚。父女發生了爭吵。
父親說：“我可不想看見我的女兒像街頭的下賤女人一樣自己選丈夫。”
她說：“我永遠不結婚。”
母親出來調和氣氛，安撫雙方，並問她對將來的打算。那時還沒有女子大學，她心裏一片茫然。而這時偏偏父親又來催促婚事，還說要停掉對她的經濟資助。她一下子暈倒了，醒來後，茫然地在家待了一年。父親笑言，在衙門後給她造個尼姑庵，終身不嫁好了。
一年後，這個倔強的姑娘去了蘇州的常熟，在那裏，她見到了姑母。她似乎知道自己要學什麼了，並拉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序幕。
一路上，她帶著梁啟超的一套一百萬字的書，逐字去讀，讀到酣暢處，飲起了桂花酒，手舞足蹈。文學的長進就在這樣的細節中顯現。
常熟那位姑母才華橫溢，詩書、醫學都很出色，在當地是有名大戶人家的老太君，擁有私家園林，藏書古玩甚多。但這個姑母有個致命弱點——溺愛兒子。她唯一幸存的兒子娶的妻子迷戀鴉片，最後自己也染上了鴉片煙癮，殷實的家底很快入不敷出，名貴收藏也拿去典當了，園林破落不堪。這就是陳衡哲到來後看到的大家敗象。
姑母見到陳衡哲後，非常高興，因為這個侄女能與她一起分享杜甫的詩句。她們摒棄婢女，暢遊小西湖（應為常熟尚湖），泛舟其中，大吟絕句，但姑母吟完後也大發感歎：我連兒子都庇護不了！陳衡哲輕輕地安慰姑母，她知道姑母從不掉淚，歎息堪比心碎。
姑母比陳衡哲的父親大20歲，卻和陳衡哲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陳衡哲得了瘧疾，很嚴重，耗費了兩個月才康複。姑母為她下藥方治療、搭配飲食，處處細心照顧。她很快擺脫了病痛，連精神上的抑鬱也好了起來。
若幹年後，陳衡哲在《紀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裏回憶：
這位姑母不但身體高大，精力強盛，並且天才橫溢，德行高超，使我們一見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遠的領袖人才；雖然因為數十年前環境的關係，她的這個領袖天才隻能牛刀割雞似的施用到兩三個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卻並不像普通所謂“才女”的一樣，隻限於吟風弄月。她除了做詩，讀史，寫魏碑之外，還能為人開一個好藥方，還能燒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輕的時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撫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靜時，方自己讀書寫字，常常到晚間三時方上床，明早六時便又起身了。這樣的精力，這樣艱苦卓絕的修養，豈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們所能有的！
更重要的是，在姑母的鼓勵和引導下，她走出了人生中的彷徨期，她認為這是姑母給予的偉大力量：“使一種黑暗的前途漸漸有了光明，使我對於自己的絕望變成希望，使我相信，我這個人尚是一塊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兩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經驗，使我對於自己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使我感到奮鬥的無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維持下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不是靠這位姑母，我恐怕將真沒有勇氣再活下去了。”
之前，開明的舅舅也曾對她說，生命有三種態度：安命、怨命和造命。鼓勵她積極創造自己的命運，但她心灰意冷。如今在姑母這裏，在愛和溫暖中，她開始真正的造命。女人之間的嗬護和溫情，常常能夠抵禦遠遠超出她們承受範圍的暴風雨，這是一種天然的默契和力量。
在姑母家，陳衡哲繼續學習中國經典，並自學英文，試著翻譯英國詩句給姑母欣賞。空閑時候，她帶著姑母家的孩子們遊園講故事，他們圍著她轉，並“巴結”似的送給她小禮物，這是1911年春夏之交，一場大風暴正在漸行漸近。
21歲的陳衡哲聽說辛亥革命爆發後，極其冷靜，她說自己是個旁觀者。而之前她還買了從漢口到重慶的鐵路國債。清政府原計劃從外國借款修築鐵路，受到民眾抵製和譴責，大家紛紛出資買這一“愛國國債”。陳衡哲沒錢，但她還是哭著向舅舅要了100元全買了“國債”，結果鐵路沒有修起來，錢也不知去向。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開始從四川蔓延開來。接著就是武昌一聲槍響，形成了麵對麵的激戰。
當時母親的一個姐妹與為官的丈夫住在湖北，革命爆發後，他們去了上海。母親拍電報讓陳衡哲去上海探望。陳衡哲從常熟出發，一路上看到每個中國人都很激動興奮，表哥每天騎著自行車出去轉悠，收到消息後回來告知大家，有一次還說上海也要參加起義了，欣喜若狂，像是在期待一個盛大的饋贈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