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努力，公司開始一帆風順，雖然身為公司編輯工作的最高負責人的凱瑟琳從未停止過擔心，但是公司的生意進展相當令人滿意，她也非常信得過迪克。於是她開始稍稍放鬆身心，重新享受自在的生活。並且她一直認為自己有責任去關注那些對公司和股票產生影響的重大國際問題，但一直覺得沒有精力和時間。於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凱瑟琳和幾位編輯記者一起進行了幾趟旅行，造訪了許多個國家，親眼目睹了他們一直以來從自己出版的報刊上讀到的內容。這樣的旅行在80年代初期有所增多。
在最初的旅行裏，他們采訪了羅馬尼亞的領導人齊奧賽斯庫。1978年進行了一趟西非之行，其高潮是參加一個小村莊學校的落成典禮，當地人稱凱瑟琳這位世界上第七號人物的蒞臨讓他們深感榮幸，這個描述是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之前刊登的一項民意調查引用來的。1980年進行了一次中東之行，盡管起初不確定沙特阿拉伯人是否願意接待女性，並在旅行前盡量詳盡了解關於如何著裝、怎樣舉止的信息，總之充滿緊張，但是最終證明旅行還是愉快的。其中在埃及的時候，他們采訪了薩達特總統，並且見到了受埃及政治庇護的伊朗國王。到了以色列以後的一場晚宴最後演變成了對整個《郵報》，尤其是編輯方麵的肆意抨擊。凱瑟琳的同行者梅格一度大聲反駁這些抨擊，她說以色列人應該明白，任何人都禁不住對猶太人過去在歐洲所遭受的一切和現在所麵臨的危險懷有惻隱之心——而且她知道沒有人不這樣認為——但是“我們所寫的文章反映了我們對一個問題的思考，即怎麼樣做才能避免悲慘宿命”。此話引來了很多質疑，而且質疑聲越來越帶有敵意。因為以色列人認為梅格身為猶太人應該不加批判地支持他們的觀點。
在這些旅行中，對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紮菲的采訪是最奇特的采訪之一。1988年，吉姆·霍格蘭、《新聞周刊》的克裏斯·迪基和凱瑟琳一同前往北非，他們提出了采訪卡紮菲的請求，並且得到同意。當時卡紮菲與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的領導人在一起，於是凱瑟琳他們便前往幾位領導人所在地。當凱瑟琳被告知，卡紮菲希望先和自己一個人見麵時，感到驚訝萬分，但是她還是答應了，並且在預約好的地點見麵。卡紮菲在一個小房間裏接見了凱瑟琳，他們相互寒暄一陣，之後很快把話題引到鮑勃·伍德沃德撰寫的關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書上，這本書題為《帷幕》的書剛剛出版，據說收集到了有關卡紮菲的某些怪癖。和常人一樣，卡紮菲也在乎別人怎麼寫自己。凱瑟琳注意到卡紮菲的眼睛，一雙一刻不停轉動的眼睛，四處張望，但就是不直視交談者。他也用了一名翻譯，但似乎比翻譯人員更懂得英語，因為他不時糾正翻譯弱化他語言的企圖。凱瑟琳和卡紮菲的會麵持續了很久，直到吉姆決定必須打斷交談。采訪結束的時候，凱瑟琳建議彼此留一張合影，卡紮菲同意了。於是凱瑟琳拍到一張很棒的照片，《新聞周刊》在一篇報道中用了它，並給凱瑟琳冠以自由職業者的美名，還有一張87.5美元的支票——後來被凱瑟琳框起來做紀念。
在所有的旅行中，她們進行的最費勁的采訪恐怕要數同年晚點時候對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采訪。近5年來，他們一直在為采訪蘇聯主席做準備，但都沒有能夠實現，直到在即將與裏根總統舉行的峰會之際，戈爾巴喬夫答應在莫斯科接受他們的采訪，於是他們竭盡全力準備了這次采訪。但是采訪的過程卻並不順利，戈爾巴喬夫雖然以領袖的氣質出場，不久舉止就發生了明顯變化，他對記者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反感，變得緊張起來，在被問道有關政治局內部的相關問題時，他幾乎跳了起來。直到後來記者提出了有關人權的問題時，他突然終止了采訪。後來在采用采訪記錄的問題上，蘇聯要求把裁縫中的利加喬夫的名字刪除。但是凱瑟琳堅持報道的公開公正，她說很抱歉，既然問題一旦提出就不可能回過頭去更改，他們甚至不可能為自己的總統這樣做，更別說其他國家的總統了。凱瑟琳就這樣拒絕了蘇聯的要求。
對戈爾巴喬夫的采訪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算是凱瑟琳和梅格、吉姆及其他人進行的所有旅行的頂峰，這些旅行在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裏一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她們累計飛行了成千上萬英裏，足跡踏遍南非、中國、菲律賓、韓國、日本、印度及中東和南美各國。
盡管唐現在是《郵報》的發行人，對報紙的編輯工作負責，凱瑟琳還是在他的鼓勵下以絕不妨礙他權威的方式繼續參與其中，而這些旅行恰好就是參與其中的方式。與此同時，接待某些外國來訪者也是她參與其中的一種方式。通常，凱瑟琳在國外會見過的人士來到華盛頓，她都會邀請他們參與《郵報》的編輯午餐會。凱瑟琳還經常在家舉辦晚宴招待客人，她很樂意效勞，盡管新聞界稱她為“著名的華盛頓女主人”，這點讓她有些沮喪。在她看來，這又是某些人在用性別歧視的眼光看待自己所做的事，在凱瑟琳看來，做這些事隻是工作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凱瑟琳還意識到自己有責任與執政黨和在野黨人都保持友好相處。她整天的工作就是奔波於去逐漸了解政府裏的人，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新聞工作者。凱瑟琳始終和兩個政黨的領袖保持著友誼。但是因為是大報和雜誌的象征，不免成為總統發泄不滿情緒的對象，即便是朋友多年，關係也會變得日趨緊張。但是對於凱瑟琳來說，這種情況發生在她與約翰遜，尼克鬆、布什之間。幾乎沒有發生在她與裏根總統之間。似乎對於新聞界人士與政府人士之間的交往抱著歪曲的見解，但是凱瑟琳還是有不同的看法，即對於正在報道政府人士相關新聞的人來說，不打交道是最好的，但是對於發行人來說，凱瑟琳確信開放才是最好的選擇。凱瑟琳認為一家報紙的領頭人應該代表兩個政黨，應該起到連接記者和政府的作用。一種輕鬆的關係對雙方都是積極有益的。
政府與新聞界之間固有的疏遠關係總是每次在總統競選活動中表現出更為敵對的特性。1988年的大選尤為明顯。盡管凱瑟琳盡心竭力調節這其中的關係，但是收效甚微。最後，凱瑟琳把選票投給了布什，因為她覺得杜卡基斯缺乏經驗，無法勝任治理國家的重任。這是凱瑟琳唯一一次將選票投給共和黨人。凱瑟琳一直堅信，要是政治人物和新聞記者能保持一種禮貌性的職業關係，對雙方都有好處。
在菲爾去世的前幾年，凱瑟琳很難將工作和生活分開，兩者嚴重地摻和在一起。從某時刻起，或許是借助婦女解放運動中得到的教訓，她開始享受更為快樂的個人生活。
對於凱瑟琳來說，家人和朋友永遠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慢慢的，凱瑟琳開始享受與其他人共處的時光，更多的接觸外部世界，甚至更多地讚賞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一直有男性的身影——浪漫的情人和親密的友人。凱瑟琳堅信如果菲爾還在世，那麼愛他的自己根本不會考慮發展另一段關係。事實上，“女人應該對一個男人從一而終”的想法曾經伴隨了她許多年。
和諧的婚姻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而且這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她喜歡接觸那些彼此真心相愛、始終相敬如賓、相互關心的夫妻，在他們之間確實能體會到一種實實在在的支持關係。失去菲爾之後的凱瑟琳也覺得生活沉悶，但是自從接受公司的那一刻起，凱瑟琳便認定自己不會再有合適的婚姻出現。經曆過生活磨礪的她領悟到：改變自己去和另外一個人一起生活、適應，甚至遷就他的願望及生活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對於凱瑟琳來說有一點是明確的，她嫁給了工作，而且自己愛它。但是獨身也會帶來一些麻煩，尤其當一個人在鄉下過周末、度假和消夏時。她知道自己必須想個辦法來獨自或者與家人一起度過這些時光。於是在1972年，凱瑟琳買下了瑪莎葡萄園的一座房子，並進行了裝修，以後的每年夏天就在那裏與孩子或孫輩們一起度過。一年中的其他時光則是和朋友們一起度過。